空海法师的贡献可以总结为三点：①佛教交流；②书法交流；③文献流布（这点也包括了①②）。

一.佛教交流

看过《妖猫传》的可能还记得，影片结尾，空海进入青龙寺（现西安市城东南铁炉庙村北），拜惠果为师。历史上，空海也的确是在青龙山惠果门下学习密教。惠果去世后，空海归国创建了真言宗（因为以东寺为道场弘法，又称“东密”）。

二.书法交流

空海在书法上也声誉极高，与嵯峨天皇、橘逸势被合称“日本三笔”。

文献流布

我国历史时间跨度长，战乱、毁禁等因素都会导致书籍失传，唐时的书也不例外，但有一部分书因为流传到国外，相当于在当地留下副本。有些资料，也因为国际交流被外国人记载下来，因此现代学者也少不得在国外文物、文献中寻找线索。

日本古代有个机构叫大学寮，负责学生教育和考试；起初设秀才、明经、进士三科，空海出家前入的正是明经科。

空海以学问僧（日本派遣至中国学习佛教的僧人）身份随遣唐使入唐交流，归国时除了佛教典籍物品也携带了很多诗文集和书法作品。

除了携带文献到日本，空海本人在自己著作中也大量引用了中国文人的著作。

如南朝时的沈约，据说是中国四声的发明者。使用四声的诗被称为永明体。

所谓四声，众所周知,是作诗的一种方法,平上去入,平声是平直之声,上声是上扬之声,去声是下抑之声,入声是内吞之声,把声分成四种,把所有的文字与此四声对应。——内藤湖南《日本历史与日本文化》

在沈约之后，刘善经以及王昌龄、皎然、崔融、元兢四人也对诗文作法有所著作，空海写《文镜秘府论》时参考了他们的书。但是空海参考的很多书并没有流传下来，这些书的部分内容却因为空海而保留在了《文镜秘府论》中，让后世学者们研究唐代以及唐代前的诗的规则得以了解到这些。

如刘善经的《四声指归》，空海极为喜爱这部书

在《文镜秘府论》卷一结尾部分记载有“四声论，大约六七页的篇幅，几乎把刘善经的《四声指归》全部都摘录了下来。

如今天地之间,《四声指归》这部书已不复存在,所幸的是大师原封不动地摘录了六七页,凭靠这一《四声指归》可以了解到六朝时期有关四声的情况。——内藤湖南《日本历史与日本文化》

再如王昌龄的《诗格》

王昌龄的《诗格》不仅弘法大师非常赞赏，其也深得当时一般人的喜爱。王昌龄的这部《诗格》在《文镜秘府论》中每段都写 “王曰”字样，除《文镜秘府论》之外，再没有哪一部书引用王昌龄《诗格》的了。今天只有完全依靠弘法大师的这部《文镜秘府论》来想象揣摩《诗格》的内容。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内藤湖南《日本历史与日本文化》

（注：“弘法大师”是空海的谥号）

五代十国的分布特点？

在中国辽阔的疆域内，不同地区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从而导致了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在分裂割据的政治形态中，往往会出现不同的区域文化。

每个区域还都有各自的文化中心，构成了全国各具特色的文化版图与分布格局，自从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在20世纪初提出“唐宋变革”论以来，逐渐成为中国中古史研究的重要范式。



而处于唐宋之际的五代十国，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要探宄五代十国时期文化格局的渊源，需要从中晚唐以来的文化变迁中去寻找。

01

晚唐的文化格局

中国传统文化中心长期以来都位于北方的黄河中下游流域，但是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剧变，中晚唐以后的文化中心发生了一定的改变。

关于晚唐文化格局，陈寅恪先生曾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有所论述，他指出：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虽名义上仍保持统一，但实际上全国可分为中央政府所控制地区和部分地方藩镇控制地区。



二者己截然划为二不同之区域，非仅政治军事不能统一，即社会文化亦完全成为互不关涉之集团，中央控制地区以东南财富及汉化文化维持长安为中心之集团。

以河北藩镇为代表的藩镇独立势力，不仅政治、军事、财政等与中央政府实质上己无多少隶属关系，当地的士人不再以儒家文化和科举仕进为安身立命之归宿。

在这里陈先生指出了安史之乱后，唐代社会存在的两种地域文化，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中原文化区和以河北藩镇为主的河北文化区。



长安、洛阳两京是唐王朝两个全国性的政治中心。由于都城的虹吸效应聚集了来自全国的文化精英和财富，使得长安和洛阳在有唐一代成为当之无愧的文化中心。

优秀的人才是文化传承与发展不可或缺的载体，而人才的培养又离不开教育的发展。根据办校的层次，唐代学校教育可分为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两类。

长安和两京作为都城，不仅有府、县学，而且还有中央官学，国子监六学，而一般州县只有地方学校。两京官学分别有学生达二千四百四十人，相比较地方州县学的学生数尚不及百人，这种教育上的差别就明显体现出文化上的不平衡。

虽然安史之乱后，唐代官学逐渐衰落，但是两京仍是全国重要的教育中心。作为都城的长安与洛阳是唐政府举办科举考试的主要城市，“选举不本乡曲，故里闾无豪族，井邑无衣冠，人不土著，萃处京畿”。



李白曾以翰林供奉的身份在长安居住，而杜甫在这里居住长达10余年，杜佑、杜牧、韦应物、韦庄等人本就生长在此，褚遂良、陈子昂、白居易、柳宗元、元稹、韩愈、刘禹锡等人长期在长安为官。

而唐代艺术家的分布也是不平衡的，艺术家最多的是关内道和河南道，其中长安艺术家人数90人，洛阳艺术家19人。而且长安与洛阳还是唐代的宗教中心，不仅聚集了众多的高僧大德，而且更建有诸多的寺观。

唐代后期长安城宗教文化之盛由此可见—斑，洛阳亦如长安。可见，从唐初到唐末长安与洛阳一直作为政治中心的同时，亦承担着全国文化中心的地位。



与两京地区文化的繁荣相比，中晚唐时期河北地区文化发展却呈现出一种持续的胡化趋势气这种胡化现象从当地人对待儒学的的态度就可一窥其状。

自唐初以来，突厥、奚、契丹，甚至西域粟特人大量迁入。贞观四年，东突厥灭亡后，其残部十余万口降唐，唐太宗采纳温彦博的建议“处突厥降众，东自幽州，西至灵州”设置羁縻州来安置。

通天元年，契丹首领李尽忠与其妻兄孙万荣杀营州都督赵文翗，举兵反叛，攻陷营州，这导致原来依附于营州的诸羁縻州不得不内徙至幽州。



此外，安史之乱前后，来自西域的粟特胡人也大量迁入河北诸州。这些都是造成河北地区文化胡化的主要原因。当然，唐代后期随着南方经济开发的加速，南方文化也开始加速发展。

02

五代时期的文化格局

唐末，由于都城长安多次遭到战乱破坏，残破不堪。《新唐书黄巢传》载：黄巢起义军退出长安城后，藩镇兵进入长安城，大肆抢掠纵火，导致大明宫基本被毁。

由于长安城宫室尽毁，过于残破，已不适合再做都城，故而天祐元年，军阀朱温强迫唐昭宗迁都洛阳，对长安城进行了彻底破坏。从此以后，中国古代的政治重心开始东移。



五十余年间，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都城在洛阳与汴京之间摆动，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重心东移过程中“洛阳一沐京”的过渡模式。

随着政治重心的东移，文化重心也开始东移，形成了五代时期北方洛阳与汴京并立的文化格局。五代时期，除了后汉、后周外，后梁、后唐、后晋皆曾以洛阳为都，共计19年。

随着洛阳社会经济的恢复，文化也有了一定的恢复。作为都城的洛阳，五代时期曾多次在洛阳进行科举考试。后唐以李唐的后继者自居，灭梁后以洛阳为京师，一直在洛阳举行科举考试。

科举制的举行汇聚了不少的人才，有利于当时洛阳文化的发展。统治者非常重视其文化发展，曾多次发布诏令向民间征集图书。后唐同光二年，庄宗在洛阳下诏：“有能以书籍进纳者，各等第酬奖”。



汴京是中晚唐以来崛起的一座新兴城市，但是由于其优越的交通运输条件，后梁、后晋、后汉、后周都定都于此，汴京开始逐渐取代长安和洛阳，成为中国政治重心东移后的第一座都城，社会经济、文化迅速发展。

虽然五代统治者大都出身自武将，但他们很多也都比较重视发展文化。后晋高祖石敬瑭喜好读兵法，尤其喜好读老子，常召道士张荐明为其讲解。

后唐、后晋、后汉的统治者都出身沙陀族，出于政治统治的需要，他们都有意或无意的采用中原王朝的官制及礼乐制度，在用人上蕃汉一体，不分民族畛域，与汉人通婚、收养义儿及对汉文化认同等措施以促进民族融合。



唐末以后，礼乐制度崩坏，五代对恢复唐代朝会祀乐制度都非常重视。而且在后汉、后周都开封期间，最终完成了后唐天兴三年开始的“九经”雕版印刷的事业，共印成130册。

当然，由于五代时期，各朝立国短暂，政权更迭频仍，战乱不断，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经常被战争所打断和破坏，所以五代时期洛阳、洛阳的文化发展成果毕竟还是有限的。

03

南方区域文化的发展

公元10世纪初，在唐帝国灭亡前后，中国又进入了一个分裂动乱的时代，在中原地区经历五代更替的同时，南方也同时或先后出现了九个割据政权，加上北方的北汉政权，史称“十国”。

当时，由于北方地区的动乱，大批中原人士纷纷逃往政局较稳定、经济较繁荣的南方地区。然而，由于南方各地开发有先有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导致文化发展的不平衡。



建都于今天四川成都的西蜀和江苏南京的南唐两个小国，逐渐取代长安和洛阳而成为这个时期的文化中心。五代十国时期，南唐和吴越政府又推行保境安民、恢复经济的措施，鼓励垦田，兴修水利，劝课农桑，有力地推动了江浙地区经济的持续发展。

伴随着经济的逐渐发展，江淮地区的文化也随之兴起。五代十国时期，江浙文化的发展主要体现在文学、书法、绘画和宗教等领域。在文学方面，这一时期江浙地区涌现了大量的词人。

北朱前期的重要词人多出于原属南唐的淮南、江南地区。尤其是南唐后主李煜对五代宋词的发展影响巨大，胡应麟《诗薮杂编》称其为“宋人一代开山”气刘永济先生亦说：“南唐作家虽无总集，然而影响宋代的词人却在南唐。”



南唐统治的另一主要地区是在今江西，五代时期这里在词创作等文化方面比较兴盛，到宋代甚至形成了江西词派，代表人物有欧阳修、晏殊、晏几道等名家，而他们词的创作则主要是以南唐词为艺术渊源。

正如清人刘熙载曾指出：“冯延已词，晏同叔得其俊，欧阳永叔得其深。”这足以表明南唐词对后世的深刻影响。江浙文化发展最突出的表现是书院这一私学教育形式的进一步发展。

朱熹就曾指出：五代十国时期，由于学校破败无修，文人无处学。而五代所新办书院大多集中于南方。据统计：五代时期，新建有14所较出名的书院，其中北方仅有4所，剩余10所主要在长江流域。



而五代十国时期，蜀地文化获得了比较快的发展，形成了南唐以外的另一个区域文化一川蜀文化，对宋代西南文化的繁荣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李最欣曾指出：南汉诗词，一方面表现出五代十国时期两广地区独特的地理、气候等自然特征和社会心理，突出了两广地区的个性化文化发展。

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五代十国时期两广地区的士子们在日常生活中基于人性所生发的感悟和情怀，体现出当时文化发展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共性，使人们更深入地认识文学反映生活的普泛性和力度。

04

结语

五代十国时期，北方地区受到战争等因素的影响，文化发展十分缓慢，而南方地区文化则发展迅速，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蓬勃发展，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具有明显的承唐启宋之功，对促使中国传统文化由唐型文化向宋型文化的转变，宋代文化的繁荣起了最直接的作用。



我国上古到秦汉时期，政治、经济、文化三位高度一体，文化重心一直在北方，但从晚唐开始，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五代十国时期南方文化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