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秩序是符合当今中国实际的伦理秩序，是体现原则和精神的伦理秩序，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相衔接的伦理秩序。伦理秩序，与法治秩序、民主政治秩序共同作用于国家和社会治理。

1.从价值取向看特色。

伦理秩序具有鲜明的价值取向，它与“共同富裕”“集体主义”“人的全面发展”“民族平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内容相衔接，具有道德高度和道义优势。伦理是以道义为核心的人伦文明，它是历史形成的，体现了历史趋势，符合中国实际，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伦理需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但不是简单复古甚至食古不化；需要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但不是丢失自己和全盘西化；需要注入时代内容，但不是快餐消费和现实功利。

2.从文化根脉看特色。

中国传统文化是伦理型文化。美国政治学家福山在他的《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中认为，中国进行了世界上最早的国家建设，西方形成相对定型的国家至少要比中国晚1000多年。西方文化源头虽然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但直到中世纪、甚至到近现代，国家才定型，不同于中国作为第一代原生文化不间断地在同一空间传承至今。我们可以“坐集千古之智，折中其间”。

一是家与国相连。

中国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时间早，氏族纽带和宗亲文化得以传承，累积了“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家庭伦理。在中国的士大夫和社会精英的精神世界里，家和国始终是联系在一起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是小小国”，国是共同的家，现在我们常常会说“在祖国这个大家庭里”。西方国家由于中世纪教会的利益需要、领主制经济、财产分割和长子继承制等，家更多地体现为核心家庭，在家庭中突出个人，强化个人的利益和财产占有。西方在谈论国家时，强调得比较多的是排他性的国家利益，当国家凝聚力受到挑战时，往往会用体现个人主张的简单公投来决定国家的稳定与分离。

二是礼、仁、和相维。

礼、仁、和是我们探寻中华文化根脉的三个维度，也是中国古代伦理秩序的三个重要观察点。“礼”最初来自习俗，后形成仪式，进而成为行为规范。古代的礼治虽然有政治秩序和法度的内容，但更多地表现为伦理秩序。“仁”是礼治的价值内容或内涵，“仁者爱人”。“和”是方法、纽带。“礼之用，和为贵”。贵和持中，不极意推进分化、不走极端。“和”不是物理性的、机械性的制衡关系，而是生物性的、化学性的内在融合。

三是传习与教化共生成。

汉字之所以是世界上仍然活着的象形文字，中华文化是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第一代原生文化没有中断过，且具有强大活力的文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注重传习和教化。祖先崇拜与重视历史，家国相通相连，有教无类与科举制度等，使中华文化深入民间，本根坚固，枝叶茂荣。传习是全社会的：包括政治承继、食客幕僚、家风家训、乡风民俗、师徒传承、私学讲授等等。教化也是面向全社会的：就内容而言包括《四书》《五经》，包括《孝经》《弟子规》《三字经》等：既推崇贤人政治，又面向社会涵养知耻文化。西方国家的伦理传习与教化，更多地依靠教会完成。

3.从基本国情看特色。

中国是超大型人口大国，是文明古国，原本就是而且现在尤其需要伦理纽带来凝聚；中国又是多民族统一的国家，56个民族和睦相处，守望相助，需要共同的价值追求来引领，在漫长的历史中，即便是少数民族居于统治地位，主流文化认同也没有受到影响；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且发展不平衡，发展机遇期与社会矛盾凸显期重叠，现在尤其需要社会共识和精神支撑。

4.从社会秩序结构看特色。

如果我们把现代社会秩序看成为政治、法治和伦理三维结构的话，那么西方具有契约文化传统，比较重视法治在社会秩序结构中的作用；中国的文化传统是看重礼治，“人情大于王法”，曲法从情，习惯于选择非正式规则之途径。对此，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要切实发挥法治秩序的功能作用。与此同时，人民民主是的旗帜和生命，必须建立民主政治秩序，以保障人民当家做主和有效地治理国家。当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难免出现浮躁和功利，挑战道德伦理，因此也必须发挥我们的传统优势，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重视伦理秩序的建设和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