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乡土文学”，往往让人联想到某种奇趣盎然、野气扑人的田园诗意，月下小景、水乡夜色或空灵雨景常常成为乡土文学恬静怡人的意境，黄泥的墙、乌黑的瓦、老人、女孩和黄狗更是时常作为一种乡土文学的典型背景，昭示着乡土文学所可能具备的某种超然的美学特征。不过，乡土文学中也亦时常出现粗犷的民俗，剽悍的民风，甚至是野蛮的陋俗、愚昧的乡规和残酷的阶级压迫，所以，如果认为乡土文学只是叙述心灵的净土或只描写诗意的田园风光，显然不够全面。乡土文学中，粗犷的阳刚之气与纤细的阴柔之美同在，化外之境的淳朴人性和波澜壮阔的阶级斗争都可以为乡土文学所容纳，而愚昧与文明的冲突，在中国乡土文学的发展历程中，更是形成了一个越来越突出的主题。至于乡土文学的作家，如沈从文，自命为“乡下人”，刘绍棠，自称为“土著”，他们的乡土作品的视野，表面上看，似乎只专注于乡土间的纯美故事；细究起来，现当代任何一位以乡土文学为题材的小说家，几乎都无法完全回避关于现代意识和外部世界对乡村的影响。这种影响有时以直接冲突的方式表现出来；而在另一些的乡土文学作品中，作家的叙述可能间接地表达对于现代文明的某种否定态度。但是，不管以乡土为题材的作家对现代文明取何种态度，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乡土文学”并非封闭的“乡土文学”，这一题材的文学类型，总是直接或间接应对着现代文明的挑战。
据考证，关于“乡土文学”的阐述，在现代中国，最早的是鲁迅。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说 “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1）尽管鲁迅对“乡土文学”未做出正面的定义，但他勾画了当时的乡土小说的创作面貌。当时的乡土文学的作家群体多寄寓在都市，沐浴着现代都市的文明，领受着“五四”新潮的洗礼。现代文明和进步思想的烛照，几乎成为当时作家书写

沈从文被誉为什么?

沈从文被誉为“乡土文学之父”。他的作品之所以引起海内外人们的兴趣,正是在于他的作品充满了乡土气息,向人们展现了具有浓郁地方情调的湘西乡土生活图景,创作出了一幅具有田园情调的风俗画。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浓郁的地方特色,被称为“乡土文学”。沈从文的创作风格趋向浪漫主义，他要求小说的诗意效果，融写实、纪梦、象征于一体，语言格调古朴。

沈从文简介及代表作：

沈从文，原名沈岳焕，出生于湖南凤凰，中国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者，现代中国文学最伟大的印象主义者。其创作风格趋向浪漫主义，要求小说的诗意效果，融写实、纪梦、象征于一体。他青年时投身行伍，后进行文学创作，到逝世时已有五百万字的著作文章，代表作有《边城》《长河》《从文赏玉》《唐宋铜镜》等。1987年、1988年沈从文入围诺贝尔文学奖。

上官筝的乡土文学,以及相关作品,思想。揭起乡土文学之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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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官筝注意到乡土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他说到乡土文学（乃至整个新文学）是从思想到内容到形式都在外国文学的刺激下生长起来的，并且这种乡土文学和催生它的外国文学有个特异之点，即都是被压迫的弱小民族的文学。
如是，则乡土文学在生发之初便带有回应社会及国际政治问题的性质，这种性质变而成为乡土文学的社会性和民族性特征。然而在此之后，上官筝把乡土文学的这种性质和功能，导入了左翼文学理论和社会革命理论和路径上来，即把回应社会和国际政治问题缩小为回应当前现实问题，“暴露现实，分析现实和指导现实”。现实本是中立的和中性的，但在左翼理论下，现实首先是符合左翼观点和利益的现实，暴露现实，也因左翼在现实政治中的不得势而等同于政治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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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间价值：道义良知的坚守

【上官筝在文章里说，民间有两种“英雄主义”人物类型：一类是“名士”，一类是“强盗”，并给予二者以精神与人格的高度认同：“我说的名士，是有一种倔强精神的大贤者。他们可以不做官，不过安逸的生活，不享受，不苟且，‘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这样的精神，是很值得宝贵的。”作家还以民间“水浒” 故事，正面揭示“强盗”的“道德精神”是“行侠作义”。进而指出：“这种精神能够汲取到作品里去，一定是一朵异葩，新英雄主义的浪漫主义，需要这样的主题。”⑦这种创作题材的理论取向在沦陷区文坛产生了很大反响，引起了作家的共鸣。面对异族侵略、民族灾难和人民反抗的现实，作为有良知的爱国作家，必然会在作品中加以表现。当然，这种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的叙事，不可能像“国统区”、“解放区”作家那样，以直抒胸臆的方式尽情表达，而不得不采用“曲笔”形式，即以现代象征、暗示隐喻等艺术手法加以表现。他们一方面从乡土世界日常化的民俗生活中追寻“新英雄主义”的民间价值，另一方面展开家族史的文学想象，感悟和印证中华民族刚毅不屈的文化性格。


沦陷区作家塑造了不少“名士”形象。他们不是那些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儒雅文士，而是历经沧桑、深明大义的年老智者。例如《海和她的子女们》中的舒安老伯：“他是个固执的老人，好胜，要面子，直心眼儿；村长的责任压着他，祖宗的荣耀在他眼前发亮。凭你天大压力，要他低一下头儿，那就休想！”还有山丁《绿色的谷》中耿直的“于七爷”、疑迟《雪岭之祭》中有绿林义举的“于老头”、黄军《山雾》中的“老明伯伯”、沙里《土》中的“刘永福”以及毕基初《岚中青草》中的“万九爷”等等。他们都属于明辨善恶、是非分明的“名士”一类。 】
值得提及的还有两篇小说：一篇是毕初基的《青龙剑》，另一篇则是赵荫棠的《宋瓷碗》。前者表现出为了良知与道义而勇于献身的民间性格。故事主人公赵四秃子闯荡江湖，多年后隐居盔甲山。而侄子赵江泉却投靠官府，损害了家族声誉。作为宗族“青龙剑”的传人，赵四秃子断然与侄子决裂：“从此后，你离开盔甲山下六县，卖了赵家店这条道，你以后愿意怎样就怎样好了，我管不了。你在外边混好了，是赵家的子孙，在外边披麻袋瞅门缝打花棍，别提姓赵；可是话又说回来，血盆里的富贵，你也别给赵姓的显祖耀宗。”当发现赵江泉执意“杀人放火穿红袍，卖了这个赵字”的时候，主人公发誓宁可赵家绝后，也要杀了这个叛逆子孙。“――祖宗有灵，姓赵的出了这样后代；死在青龙剑下的冤鬼听着，赵江泉也要拿他的血来赎他的罪，我要替祖宗洗羞。”赵四秃子舍生取义、铲除邪恶的行为，不啻是一个形象的暗示和隐喻。赵四秃子和青龙剑无疑是民间正义力量的化身。作家叙述的虽是一个“名士”的家族史，但又何尝不是灾难深重的民族的不屈反抗史。
如果说《青龙剑》中赵四秃子以大义灭亲显现名士精神的话，那么《宋瓷碗》的主人公则以民族自尊、自爱表现出了另一种“名士”风度。文本的象征意义异常鲜明。小说描写自以为是的“雅人”老董，酷爱收藏各类古玩，不论洋人出多高的价钱，都不卖那只“宋瓷碗”。他的理由似乎也很简单，就是“在我每年的寿诞之日，我用它吃一碗寿面。”小说由“铜箫”、“铁杖”追溯到中国文化史上苏东坡的《赤壁赋》和“荆轲刺秦王”的典故；再由“宋瓷碗”联想到过生日“吃寿面”的传统风俗。很显然，小说所描写的文化、风俗是民族心理、精神和审美存在。作家将中华民族灿烂悠久的历史与现实感受紧密联系起来，表达对民间价值的认同。可以说，短篇小说《宋瓷碗》包容了相当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弥散着民族认同和文化寻根意识。
吴朗在《一年来的满洲文艺界》中所说的“满洲作品的雄浑豪迈，在华北方面却很难以找到的”现状，不久便发生了变化。每当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的时期，民间流传的“水泊梁山”故事似乎特别具有影响力。毕基初从民间故事中获取灵感。“在历史上反抗这压迫而且流传于民间的故事，是一百单八将水浒的演义，这些人因为要反抗一种压迫的势力，便上山为王，落草为寇，由于他们生活的需要而产生一种新的道德观念，就是重义气，不贪财，轻生重死，爱友人”⑧。《青龙剑》描写的“逼上梁山”正是对这种民间价值的认同和弘扬。赵四秃子对胡子有这样的评价：“实在的，胡子倒比穿红戴紫满口仁义道德的做官的有钱的人讲交情有义气。”《流》、《菜园子李五》等继续展开“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的民间复仇的叙事。当“张濂”、“李五”们无法生活时，他们就演绎当代的“绿林传奇”。“黑旋风”、“菜园子”等绰号让人自然联想到水浒故事。作家在谋求与梁山好汉形似的同时，着重刻画他们的“大义”。赵四秃子大义灭亲姑且不论，《流》中的大韦、马秃子杀身成仁正是对民间道义和良知的倚重，他们与传统意义上的胡匪就有了本质的区别。正如《青龙剑》所说：“我们不是土匪，如果别人说我们是土匪，那我们抢回我们应得的东西也是应该的。”沙里的《土》叙述刘永福带领乡民采用民间“镇邪”的方式来对抗日寇殖民侵略：“他们为了镇压这铁道的凶邪，除了原有的土地庙之外，又在村子西头修了一座新庙。”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已朦胧意识到“在宿命之外，是的确还有别的原因存在”。山丁的《在土尔池哈小镇上》则叙述马夫为自己爱马复仇的故事。小说共时性融入马夫复仇的意志（“我一定要给我的马复仇，我一定，我一定要给它复仇”）、家族史的叙述以及“我”对马的慨叹（“它再也不会听见黄豆瓣儿的鸣叫，不会再跑回到故土呼伦贝尔去了吧”），无不撩拨读者的心绪，激起强烈的民族认同感。
这种悲壮且不失大义的精神气质同样孕育于民间女性之中。毕基初的《岚中青草》，让人看到女主人公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人格气节。为捍卫自己的人格尊严和“草原，山岚，羊群，割草的人”，玲子用生命的绝响与施暴者同归于尽。青霞（《海和她的子女们》）在家族利益面前，毅然了断儿女私情，与恋人搏杀。善良纯真的小莲（《绿色的谷》）也不时显露出刚毅坚定的气质。尤其是袁犀的《森林的寂寞》，通过对都市文明的批判来确立民间价值的叙事立场。“我”在森林里（民间）体会到力量、意志与美的精魂，“那完全与大自然和谐的而又斗争着的筏上的人”。特别是让“我”痴迷的“美的女人”更是民间魅力的化身。这些作品的女性形象给读者带来了新的审美视阈。
善于挖掘人物“人类最可夸耀的精神特质”，显示出沦陷区作家浪漫主义的审美价值观。上官筝在《新英雄主义、新浪漫主义和新文学之健康的要求》中阐述了“进步的新浪漫主义”创作特点：“第一，浪漫主义的特质，在艺术的手法上，便是用粗大的笔触，浓郁的色彩，夸张的比较，激情的形容和尽量有时甚至是过分的典型的人物的活动。第二，……典型人物，往往带有英雄的色彩，因为他们有正义感，有热有力，有人类的爱和自由生活的要求。他们的性格是新鲜泼辣而且魅人的。”⑨很显然，作家借助鲜明的比照完成此类浪漫主义的英雄叙事。例如，毕基初把行侠仗义的赵四秃子（《青龙剑》）与卑鄙自私的赵江泉进行对照，从而表达鲜明的价值立场。山丁的《在土尔池哈小镇上》则以“我”衬托主人公，以凸显马夫的“英雄”性格。“马夫也是个酒徒，他并没有我们这群文士那种风雅”。作家塑造这类英雄具有双重的社会意义。一方面曲折地表达对异族统治不屈的反抗意志；另一方面“也还是用以显示出一般人民生活的堕落，无知，荒淫，卑鄙，懦弱，知识的贫困和灵魂的空虚”的现实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