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欣赏的基本原则
文学作品是一种微妙的精神产品，文学欣赏是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需要遵循某些必要的基本原则。文学欣赏的总原则，大致可以说是——用艺术眼光欣赏艺术，或者说是把文学当作艺术看。如果嫌总原则过于抽象，还可以细分为以下一些基本原则。
（一）痴迷的读者（观众）
一般读者在欣赏文学作品时，面对逼真的艺术描绘，往往不由自主地猜想：这是真的吗?世界上真有此人此事吗?这事可能吗?这人后来如何等等。有的人则干脆直接把作品中所描绘的对象当作真实的生活存在。如清人王士禛《香祖笔记》卷十二记载一则他侄子亲眼所见之“故实”：兖州阳谷县西北有西门、潘、吴诸姓，自认是《水浒传》、《金瓶梅》中西门庆、潘金莲、吴月娘的后人。某一日公众聚会演戏，吴姓使演《水浒记》，潘族谓辱其姑，聚众大哄，互控于县令。时至今日还有人对此执迷不悟。报载，有人在山东某地调查证明，西门庆和潘金莲都实有其人，他们的后代在收看春节晚会节目时，看到武大郎一出场，便家家关闭电视机，全员出动大放鞭炮，借以冲散除夕夜祖宗被诬蔑的晦气。（见1987年10月18日《新民晚报》） 以上是小民百姓的“痴迷”。遗憾的是，某些博古通今，学富五车的学者有时也照样痴迷。索隐派和考证派的某些学者不也曾指《红楼梦》中的林黛玉是生活中的某某，薛宝钗又是生活中的某某吗?有些学者看小说不是看其美不美，而是先问人和事真不真，于是，考证本事一直是小说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以上以文艺作品中的故事为真实的例子，古今中外文艺欣赏史上比比皆是。这是一种思维惯性，一种心理冲动，这是人们的认识需求在起作用，——他们从生活经验出发，以习惯的眼光，要确认面前的欣赏内容是不是真的，实的。
（二）艺术≠生活
问题的出现可以理解。因为文学作品是以类生活、拟生活的形态呈现于欣赏者面前的，所以极易引发欣赏者进入艺术幻境，产生与实际生活相比照、相联系的冲动。但是，提问题的思路却是不对的。因为艺术就是艺术，而不是生活本身，艺术自有艺术的规律，艺术自有艺术的特性，因而不能按常规的思路而只能按艺术的思路来理解艺术。也就是说，必须用艺术的眼光欣赏艺术，必须把艺术当作艺术看。
艺术是什么?这是个极复杂的理论问题，这里不打算介入纷争，而只取普遍流行的共识。艺术不是生活的拷贝，不是实在生活的照搬、照抄和影印。艺术是艺术家的创造物，是艺术家根据自己的精神需要创造出来的精神产品，是艺术家思想感情、生活体验、审美趣味的物态化。就其表现形态而言，可能是类现实、类生活的，但其实质却完全是精神性的、虚幻的。
艺术家创造出来的艺术作品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主体性，即在艺术品中渗透着艺术家的主观精神世界，而不再是纯客观的、与现实经验世界等同的世界。二是假定性。艺术创造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想象和虚构，无论哪种类型、哪种样式的艺术作品都离不开想象和虚构。而想象和虚构就决定着文艺作品意象体系只能构成一种非现实的、假定性的世界。在艺术世界里，一切都是以虚构的假定的条件、环境、氛围、关系以及这些假定性因素所交织成的假定性逻辑为转移的。正是以上两个特征，决定了艺术的所谓真实，只能是一种具有主体性和假定性的真实，而不是纯客观的实存实有的真实。既然如此，把艺术等同于生活，把精神性、虚幻性的存在当成现实的客观的存在当然是错的啦!
（三）不可当真
艺术≠生活，由此基本前提出发，应当确立文艺欣赏的第一条基本原则——不可当真。 对此原则，读者在欣赏以幻为真型(如《西游记》、《聊斋志异》)、夸张变形型(如契诃夫的《变色龙》、王蒙的《雄辩症》、《冬天的话题》)、象征寓意型(如唐代传奇《枕中记》、《南柯太守传》，巴尔扎克的《驴皮记》)等表意性较强的作品时，比较容易接受；但是，遇到拟实性较强、尤其是纪实性较强的作品时，迷惑就产生了，不可当真的原则就动摇了。那里面的人物明明是历史上(或现实中)确曾有过的真人，事件明明是历史上(或现实中)确曾发生过的真事，例如《三国演义》，难道也不可当真么?
当然，也不可当真。就说《三国演义》吧，小说中的刘备、曹操、诸葛亮确实是历史上的真人，里面的“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等也确实是历史上发生过的真事，但这里所谓的“真人”“真事”只是小说创作的原型和素材。作家在创作时，通过想象和虚构，对此进行了全面的艺术加工和改造——选择、剪裁、集中、概括、连缀、整合、夸张、移植等，这些所谓的“真人”“真事”已经艺术化了，已不可与生活原型同日而语了，所以称为“演义”。“演义”者，历史小说也。
随便举些例子即可证明这一点。如小说中“三顾茅庐”几回，是全书最见艺术光彩部分之一，在这里，作者极尽跌宕起伏、铺张渲染之能事，写出洋洋近万言的文章，古今传为美谈，“三顾茅庐”成为礼贤下士渴求人才的象征。但这一切全赖“艺术”。《三国志·诸葛亮传》中提到此事时只有五个字：“凡三往，乃见。”又如，《三国演义》中诸葛亮身着八卦衣手执鹅毛扇，一出场就是一个老成持重、胸有城府的军事家、政治家，人们印象中他是四五十岁的中年人(在戏剧中诸葛亮由老生扮演，电视连续剧中他一出场就有飘洒的胡须)。与诸葛亮比，周瑜却完全是一个血气方刚、雄姿英发的青年人，而且气量狭小不能容人，最后活活被诸葛亮气死。其实这一切都是作者有意的创造。事实是，诸葛亮出山时28岁，而周瑜34岁，已是身经百战有丰富军事经验的大统帅了。说周瑜心胸狭窄也是“歪曲”。史书称周瑜“性度恢廓，大率为得人”。周瑜作统帅，老将程普不服，“颇以年长，数陵侮瑜。瑜折节容下，终不与较。普后自敬服而亲重之，乃告人曰：‘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三国志选》第266页，中华书局，1962）类似例子，比比皆是：“草船借箭”之人不是诸葛亮而是孙权；玩过“空城计”的人是魏将文聘和蜀将赵云而不是诸葛亮；诸葛亮北伐“失街亭”时魏军主帅不是司马懿而是曹真；十八路诸侯伐董卓时，威斩华雄的不是关羽而是孙坚；“单刀赴会”的是鲁肃而不是关羽，小说恰好把二者位置倒过来„„
不要说像《三国演义》这样的历史小说中的情节、人物不能当真，就是典型的历史著作，只要运用了文学的(即艺术的)手法，也不能用考证的方法将其具体的情节、细节一一坐实当真。如《史记》，史书的代表作，其中所载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是最“真实”的了，但我们却不能否认，其中也渗透着想象虚构的成分。试看鸿门宴，刘、项双方勾心斗角剑拔弩张，形势险恶，气氛峻急，写得何等生动传神，活灵活现。读之能令人感觉到在场人员屏息的呼吸，捏紧的手心，咚咚的心跳。但读后一想，司马迁其实并没有参加过鸿门宴，宴会上项庄的舞剑，樊哙的 瞋目，司马迁并没有亲眼看见。而且我们绝对敢肯定司马迁也没有看过鸿门宴的录像，没有读过记者们详尽的现场报道，没有听樊哙等人亲口向他讲述过自己在宴会上的诸种表现。所有这一切细节均不过是太史公的想象和虚构而已。既是想象和虚构，就不能坐实当真也。 四、艺术并不要求把它的作品当作现实
关于文学作品与生活现实的关系，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说过一句很简单，但很朴实、很中肯的话，为我们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他说：“艺术并不要求把它的作品当作现实。”（转引自《列宁论文学与艺术》第4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是的，艺术就是艺术，艺术不等于生活，不等于现实，艺术是艺术家受到现实的启发创造出来的精神产品。因此，欣赏者就应当从精神意向的角度而不是从直接现实的角度来认识艺术品，应当从艺术的角度而不是从生活本事的角度来确认艺术的真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