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宋的历史上，有两次非常有名的变法运动，分别是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和王安石主持的“熙宁变法”。

两者虽然都是变法，但是也有很大的不同之处，比如说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可是得到了宋神宗的大力认可的，所以方式也比较激进，讲究的是“开源”；而范仲淹当时是被宋仁宗临危受命的，所以方式也比较温和，讲究的是“节流”。虽然方式不同，但是二位的目的都是为了能够改革朝政，改革财政，只可惜结果是一样的，统统都失败了。

范仲淹变法属于是临危受命，在范仲淹变法之前，北宋当时刚刚和西夏来一场大对决。结果战绩不是很理想，多亏了负责守备的范仲淹，韩琦等人建立的稳固的防线，最后成功的抵制了西夏的扩张，最后无奈，走上了谈判桌。

北宋从赵光义开始这个习惯好像就定下了，打不过就议和，议和就赔钱，西夏让北宋每年给西夏人拿钱，这个时候结果不巧的是，辽国也来趁火打劫，趁着北宋这个危机的时候，要求北宋增加岁贡，北宋当时没办法啊，打又打不过，只能赔钱了，这就导致了原本就贫困的北宋财政，更加的雪上加霜了。

这个时候仁宗就觉得范仲淹防守有功，所以就临危受命给范仲淹，范仲淹的主张是如果想要与外敌对决，那么必须就要先整理好内政问题。想要兵强，应先富民。范仲淹变法的主要内容就是，一，官员的选拔一定要任人唯贤，不能任人唯亲，而且还必须要能为人家解决后顾之忧；二，社会方面也要搞好，要兴修水利，要退出政策鼓励民众，并减少百姓的负担；三，在行政决定方面，绝对不可以朝令夕改，要绝对执行到底；四，建议府兵制在武器装备，硬件方面一定要加强。

范仲淹的改革方式就是整顿官吏，减少朝政负担，减少官员的数量，提高战斗力，而且还节省了开支。其实范仲淹的变法手段还是比较保守的，并没有对朝政整体有什么大刀阔斧的改革，但是既然是变革，就一定会涉及到减少某些人的利益，会的做其他的官僚集团。

所以当时大家都是听范仲淹说，但是谁也不干，不敢说话的就暗地里不配合，敢说话的，位置高一点的就开始明面上抵制范仲淹的变法，还有很多人背地里去跟仁宗打小报告，讲范仲淹的坏话，说变法怎么怎么不好，慢慢的仁宗就开始怀疑起了变法，甚至开始担忧范仲淹一派人的用心。

在加上当时有人实名向仁宗打小报告，说改革派的大臣们私自撰写了废立的诏书，这仁宗一听，这还了得，这都要谋反了。其实当时仁宗真的相信了这个谗言吗？其实也不一定，仁宗更大的概率是因为变法是一个很漫长很煎熬的过程，并且这其中还会有很多的阻碍，仁宗已经想放弃了，所以才会“借坡下驴”，停止了变法。

后来到了宋神宗时期，北宋的财政问题还是很严重，一点都没有减轻，国库还是空虚，在加上当时还发生了一系列的天灾，财政问题真是难上加难啊。所以神宗当时对于这个金钱的渴望，就显得非常的迫切。

王安石当时的变法和范仲淹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当时的神宗非常的看好王安石，并且无论当时但对的声音有多大，无论当时有多少的人反对，但是神宗都坚定不移的相信变法，相信王安石，势必是要将变法进行到底。

当时王安石的变法主张加强中央集权，采取更有效的理财方式，增加财政收入，但是这个方法得到了司马光的坚决反对，司马光认为，王安石所说的理财，不过就是换个方式继续压榨百姓而已。

当时王安石主要是想通过扩大土地面积，增加粮食产量，以此来提高农民的收入，然后在增加税收，这样一来还让百姓有钱赚，还让市场有保障，减少徭役，还让国家有钱收。但是当时的这些官员们可以说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政策等落实到了基层之后俨然已经变了味道，水利和耕种同时进行，还要强迫农民贷款，导致最后富的更富，穷的更穷。

王安石对于军事方面提出的政策，对战斗力确实有了逐渐的提升，但是那些被裁员的士兵们，没有社会福利的保障，又没有田地可以耕种，根本无法生活，在加上当时的天灾时有发生，所以当时王安石不仅仅触及到了文官，文人们的利益，还有很多百姓其实也过得很是怨声载道。

原本呢，王安石和司马光的矛盾仅仅只是因为变法的意见不合而已，王安石有王安石的理想，司马光有司马光的道理，但是后来慢慢的逐渐变成了党派之争，后来两党干脆就是无论是什么事，只要是对方觉得对的，我就一定要唱反调，所以最后即使王安石的办法没错，但是自己人和对面人都紧着给你挖坑，所以当时就把司马光和王安石算是都给坑了。党派相争其实都是为了各自的利益，根本没有人为了国家的利益。

其实范仲淹和王安石的办法都是好的，但是当时北宋的官僚已经是腐败不行了，而且变法触动了很多人的的利益，所以最后两次变法都死于对于基层落实的不够彻底，范仲淹治标不治本，王安石到了基层根本就是变了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