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字、思维、文化
对中西文化系统上的差异，近代以来，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反复讨论。笔者试图从 文字对思维、思维对文化的影响方面作一尝试性探索。
现代脑科学研究证实，大脑左右两半球的分工是不同的。右半球主要处理各种各样的形象 ，左半球主要处理形形色色的语言符号。这表明左右两半球的思维工具不同，右半球的主要思 维工具是形象，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为形象思维；左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语言，我们可以称 这种思维为语言思维。语言是形象的象征性符号，形象是语言代表的意义。在大脑中，形象和 语言、形象思维和语言思维之间并不是漠不关心的。相反，连接大脑两半球的胼胝体以难以想 象的速度传递左右脑的信息。
人们常说，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不同。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它们到底是如何不 同呢？这种不同是怎样形成的呢？
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我认为，中西书写文字的差异，是造成两者思维方式不同的根本原 因。固然，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它不同于语言，不等于思维的工具。但是作为人们最经常 使用的交流工具，文字对思维无疑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西方语言的书写形式是字母文字，这 种文字既不表形，也不表意，而仅仅表音；也就是说，它完全割断了与形象的直接联系，是一 种纯粹的记录语言的符号。这种纯粹记录语言的字母文字频繁地、广泛地刺激人们的大脑，就 逐渐地形成了西方人长于语言思维的特点，使之语言思维特别发达。而汉语书写符号是方块汉 字，它不仅表音，而且还能表形、表意。这种音、形、意互相联系的文字，为形象思维提供了 方便的工具，使中国人长于形象思维。
文字影响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又影响文化的发展特点。中西文字和思维方式的不同，使中 西文化表现出各自的独特风貌。西方学者认为，语言和思维是相互依赖的。如黑格尔就声称：“思维形式首先表现和记载在人们的语言里。” 杜威也指出：“吾谓思维无语言则不能自 存 。” 而我们的语言学教科书则反复强调，语言和思维是外壳和内核的关系。与此相反， 许多中国学者却认为自己思想的最高境界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今本《老子》一章）、“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庄子·秋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周易·系辞上》）、“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诗品·含蓄》）等等。
中国人和西方人在思维和语言关系上的差异，直接影响了他们对语言学的兴趣。为了更好 地发展、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西方人很早就很重视对语言的研究。从古希腊时期以来，语言 学就“变成‘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一枚独立学科”， 一直到近现代，西方的语 言学一直是遥遥领先的。而中国人的思对语言的依赖性小，此相应，中国对语言研究就不那么重视。在中国古代语言学一直没有得到独立发展。孔子早就提倡：“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的音韵学就是文学和经学的附庸，人们只是为了写好诗赋和第才去研究它。学者们 甚至把文字、音韵、训诂贬称为“小学”。直到十九世纪末，马建忠才照搬西方的语言理论， 写 成中国第一部语法著作《马氏文通》。此后，中国的语言学才逐渐独立发展起来。
中西思维的这种不同特点，还深刻地影响了中西文化的不同气质。中国哲学史上的三大流 派儒道佛都强调内心的反省、体验与觉悟。儒家先贤曾参早就说过：“吾日三省吾身”（同上 书《论语·述而》），以反省为必不可少的修身手段。道家则更进了一步。王弼认为：“忘象 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周易略例·明象》 ）语言，甚至图象都成了束缚思想的桎梏，思想修养达到了一定程度，图象和语言都不存在了 。这个传统在佛教徒那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慧能虽然不识文字，却能以力主“顿悟”成 为禅宗南宗的鼻祖。后来，禅宗干脆主张“不立文字”，彻底抛弃语言文字，而完全用纯粹的 直觉传递那些被认为不可表达的奥妙，“棒喝”就是其主要形式之一。因此，佛教之所以在中 国发展起来，禅宗之所以在中国产生，中国形象思维的土壤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与此相应 的是，在中国学术史上形成了一系列玄而又玄的概念，如阴阳、元气、意境、神韵、风骨、虚 实……举不胜举。
在语言思维影响下的西方文化和西方哲学，表现出了另一种风格。西方哲学家们总是以语 言的严密性和思辩性见长。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如此，近现代西方哲学家们也如此。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讲，西方哲学是一种语言思辩的哲学。当然，西方学术史上的概念也是相当明确的。
专家认为，形象思维具有模糊性，这大概是中国人思维的特点；相对地讲，语言思维具有 精确性，这是西方人思维的特点。中西思维的这种不同特点，在各自的语言体系中都留下了自 己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