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变革论”者主张唐宋之际的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就阶级关系的变动而言，诸家意见各不相同，大致似可归纳为以下三类：

一、唐代门阀士族地主仍占统治地位，推行部曲佃客生产制，唐宋之际，衍变为官户统治和客户佃农生产制。

二、唐代是中世封建社会，佃户被束缚在土地上，是典型的农奴，宋代开始“近世”，佃户与地主是平等的经济关系。

三、汉唐间是奴隶生产制，宋代开始确立中世庄园农奴制。

由此可见，唐宋变革论的观点涉及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说唐代是古代奴隶制一条，本文略而不论。

自唐初建国至南宋灭亡，其间长达六百余年，如果以唐初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北宋后期乃至南宋时的情况相比。在长达四、五百年内，确是存在巨大差异。假使将中唐后的情况与五代及宋初相比较，那么，它们之间的差异并不比唐初与唐末的差别更显著。陈寅恪先生说，唐史可以分前后二期，分野在唐朝中叶。“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

内藤湖南开创的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是什么?

一般来说，咱们都是按照西方的标准来划分古代、近代与现代，西方的近代以新航路开辟为正式的开始，而我国的近代则是以鸦片战争为开端。

不过有个日本人认为，中国真正近代的开端是宋朝，这个人就是内藤湖南。

出生于明治时代的日本的内藤湖南，是“京都学派”的奠基人之一，被称作“近代日本汉学第一人”，他有个非常出名的学说，就是“唐宋变革论”。

内藤湖南在1914年出版的《支那论》当中提出：从唐朝中期开始，直到北宋时期，这段时间的中国，已从古代过渡到了近代。

他认为唐朝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是近代的开端，因为唐朝与宋朝有本质上的不同。

内藤湖南的论据主要有这么几个：

君主地位的变迁、人民地位的变化、朋党性质的变化、经济与文化上的变化。

整体简单来说，内藤湖南认为，唐朝时期兴盛的门阀贵族政治，到了宋朝时期已衰落，取而代之的是乾纲独断的君王，还有广大从民众上升进入朝堂的群体。

以前的时代，皇帝也是贵族群体的一员，需要依赖贵族掌握天下，而到了后期，贵族力量迅速衰落，君王直接与百姓们产生共生关系，这时候君主与百姓的地位都有所上升。

贵族政治时代，哪怕是再怎么强势的皇帝，拒绝贵族的权势，但仍旧不能避免贵族掌握一定权力的习惯做法，形成了一种与贵族联合的合议制度。

虽然唐朝有三省六部，可三省的长官几乎都出身贵族，鲜有出身平民的，当时的天子对于臣子的上奏之类，往往也都比较友善，罕见那种命令式的。

但是以宋朝作为分解，封驳之权不断式微，到了明清基本完全消亡。

比较典型的就是，从前能够辅佐、制衡天子的宰相，到了明清已被废除，类似的人也已沦为秘书一样的存在，君权已经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

所谓唐宋变革论，也就是说唐宋时代为界，后来的皇帝权威达到了一个巅峰状态，根源上来说从前的贵族政治，已经被除掉，所以将唐宋作为变革的一个转折点。

不仅如此，隋唐时期，民众也逐渐从贵族的手中被解放了出来，国家能够直接管理到百姓。

原本唐朝前期的租庸调制度，到了中期的时候就已经自然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两税制，也因为这个缘故，民众从制度上得到了自由。

以前需要实物地租，后来可以用钱代替，这么一来就自然获得了一定的解放，很多人也就摆脱了对于土地的依赖。

到了宋朝，因为王安石变法，民众对于土地的所有权，以及对于田地收成的自由处置，越来越明显，尽管王安石变法并没有持续太久，但是其意义是非凡的。

经济上的变革，在当时还表现在很多的其他领域，比方说在唐朝以前虽然也铸造钱币，可实际上的流通数量有限，当时的人们还是流行实物交换。

甚至于，使用布帛之类作为物品价值的表示，也是当时的通用做法。

到了宋朝的时候，货币已大规模流通，并且出现了最早的纸币，宋朝时期货币经济已经非常流行普遍，尤其是白银与纸币的大规模使用。

宋朝的时候，实际上还是以使用铜钱为主，但是南宋时期，白银的使用已非常流行，而纸币在元代的时候盛行一时，甚至于元朝都直接专注于纸币发行。

宋朝可以说是古代实物经济与货币经济发展的一个分水岭，后世虽然流行的货币不同，但仍旧是以宋朝作为一个开端，在此之前，主要的还是实物经济，货币经济并不算流行。

在朝堂之上，原本的朋党性质在唐宋前后，也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区别。

唐朝与宋朝时期，朝廷之中的朋党都非常流行，彼此倾轧纷争不断，可是在唐朝，当时朋党基本都是纯粹的以贵族为核心的权力斗争。

到了宋朝却未必如此，宋朝的朋党之争，更多的是政治倾向不同，而非争权夺利。

最典型的就是王安石与司马光，两人在前朝斗得不可开交，势成水火，可实际上两人私下并没有什么恩怨，甚至曾经还是好朋友，两人斗来斗去，纯粹是政见不同，并非为权。

不仅如此，从前的朋党大多出身权贵，门第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可后来不同，明朝时期门第出身什么的，已经被师生关系、地方关系等取代。

除了政治与经济，内藤湖南认为，唐宋前后的文化、生活习惯等，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动。

举个例子来说，唐朝曾经占据主流的壁画、金山碧水风格，到了宋朝逐渐被水墨画取代，原本贵族们用于装饰的道具，逐渐变成了百姓们也能欣赏的物品。

古典的经学、文学，都宣扬对于传统的承袭，尤其是经典，可到了唐朝中期，越来越多的人对于经典注释产生疑问，提出更多的解读意见。

文学上，唐朝所谓的古文体等等，都逐渐瓦解，变成了更多更自由的形式。

总的来说，内藤湖南认为唐宋时期中国的方方面面都出现了明显的变革，传统贵族没落，文化经济生活等诸多领域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中国从中世跨入了近代时期。

主观方面：都是从西方近代思想角度来解读中国 历史 ，片面地认为“民族主义”与“国民意识”已经从唐宋开始了，但有强烈的单一民族强调论，没有弄清楚中国 历史 的延续性与复杂性。这些理论是为了美化日本侵华的 历史 悲剧，以日本自己的国情标准强加给中国，带有强烈的西方民粹主义色彩

客观方面：近代某些人认可是从当时的国情出发，是为“反清复明”找理论根据，没有意识到西方思想理论之根源与中国之别，过于片面的强调宋朝之资本主义萌芽的意义，忽略了中国整个官僚体系的影响

现实方面：中国王朝更替之延续多元性，民族融合和竞争才是自古以来的客观规律，所谓的变革论或近代论是反作用于“小中华”的大汉主义之框架，“大中华”才符合中国“天下观”

综上所述，唐宋变革论和宋朝近代论是伪命题

内藤湖南在其著作《支那上古史》一书中，将中国 历史 分为：上古、中世、近世前期、近世后期四个阶段。

这和中国传统的以汉文化为中心的 历史 观是绝然不同，因为内藤湖南的这种分期是建立在这个东亚地区的角度上去分期，即：中国文化形成（上古）、游牧文化和中国文化融合期（中世）。至于近世前期和近世后期，因为内藤湖南没有明确定义就不比多说。

游牧民族和中国文化的融合，就是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这种论断，并非完全胡说。从汉语发音的发展上来看，上古汉语和中古汉语（唐宋）就是上古和中世分期的语言学证据。

中古汉语是游牧民族学习上古汉语所形成的标准发音，减去了上古汉语的副辅音，形成了单音节的汉语发音，增加了声调，奠定了现代汉语发音的基础。这在汉语发音上印证了游牧民族从五胡十六国到唐宋和汉文化的交融。

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本质上是跳出中国看中国。这也是中国传统史观的缺点――以自我为专心，忽略外来文化对汉文化的改造，用儒家万古不变的腐朽观点看待已经变动了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