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提出量化研究课堂的学者不是古德。
首先提出量化研究课堂的学者是贝尔思.
课堂观察源于西方的科学主义思潮，作为一种研究课堂的方法，发展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典型代表为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贝尔思（R.F.Bales）于1950年提出的“互动过程分析”理论，其开发了人际互动的12类行为编码，并以此作为课堂中小组讨论的人际互动过程的研究框架。在某种程度说，贝尔思的研究拉开了比较系统的课堂量化研究的序幕。

首先提出量化研究课堂的学者

贝尔思
首先提出量化研究课堂的学者是: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贝尔思(R．F．Bales)

基础设施投资和TPP的联系？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以下简称TPP）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分别作为美国“重返亚洲”战略和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经济支点，在中美两国的战略博弈中具有重要作用。

TPP在诞生之初曾经备受关注，国内学者从不同维度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根据研究内容大致可分为四个方面：

一是关于美国推进TPP的动因研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包括陆建人、赵金龙、饶芸燕等人，基本结论是美国推动TPP对内的目的在于重振经济，对外的目的在于主导区域整合，重塑国际领导力。

二是关于TPP对中国宏观经济影响的研究。刘欣从经济总量、贸易总量及贸易结构等多角度对TPP国家经济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TPP将对中国产生巨大的贸易歧视与贸易转移效应。部分学者运用量化方法研究了TPP对中国的影响，但结论并不一致，其中万璐运用GTAP模型估测了TPP对中国的影响，认为美国和日本加入TPP将对中国宏观经济变量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而沈铭辉基于CGE模型的研究则认为TPP对中国的负面影响有限；周睿基于GTAP模型的研究则认为加入TPP会导致中国总产出下降，贸易条件恶化。

三是关于TPP对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影响研究。刘重力和杨宏、全毅均认为TPP已经影响了亚太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国必须据此调整自身的战略并做好加入TPP的准备，而王金强则认为TPP与RCEP作为两种不同的区域合作机制，体现了美国、中国和东盟三方在亚太地区合作主导权问题上的争夺。

四是关于TPP的条款、进展及发展前景的研究。宋颖慧分析了TPP的内在动力与现实困境，认为相关国家可能在2015年左右达成初步协议，吴涧生等通过归纳推进TPP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认为TPP各国间共识大于分歧，最终签署协议的可能性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