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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历史视角
这是语文教学中分析作品的常用方法，它注重的是作品与社会历史的联系，注重的是作品的社会历史价值与功效。实际上，每一部文学作品在本源上都具有社会性的特征，它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产生，反映了一定社会历史的情貌和精神。《边城》虽然是沈从文先生用温暖的抒情笔调描写村野间耕户船夫的淳朴人性，呈现出一种田园牧歌式的理想情调；但是，社会现实毕竟又是难以超越的，翠翠、天保、傩送等人物“虽说全部良善，本身却含有悲剧的成分。唯其善良，我们才更易于感到悲哀的分量。这种悲哀，不仅仅由于情节的演进，而是自来带在人物的气质里的。”（《李健吾批评文集》）这一“自来带在人物的气质里的”悲剧，肯定不是人物自身所希望的，这是社会的悲剧，是中国20世纪20年代社会的产物。
二、文化视角
广义上说，文化视角也脱离不了社会历史的范畴，但从文化视角来分析文学作品的意义显然比一般的社会历史视角更深一层。任何一部作品都不仅仅是社会历史的反映，而且总是与一定的文化心理结构相对应、相契合，体现出某种模式和传统。沈从文的《边城》把题目定为“边城”而不是“翠翠的故事”，是因为“边城”不止是一个地理环境，还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特殊的价值的象征。《边城》所展示的是湘西古朴、自然的文化形式，表现出作家对这种文化形式的讴歌，并用这种“古朴”“自然”的过去和“文明”“现代”的当前对照，寄托他重塑民族品德的愿望。沈从文说翠翠是“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就是肯定她精神上熏染和浸透了“自然的文化”，这一见解很是独特。今天的“文明社会”不是也正在学习“自然的文化”，学习与自然和谐相处吗？但是，沈从文先生这种崇尚自然的古朴的道家文化的观念，显然与当时的时代不太协调。我们从《边城》那优美清雅的文字中不难窥见作家渴望超然而又隐含沉郁的复杂心境。
三、形式视角
文学作品是由内容与形式两极构成的，内容是解决“写什么”的问题，形式是解决“怎么写”的问题。文学形式方面如语言、结构、节奏等是我们在阅读教学中极为关注的。但这基本上属于作品文本所提供的意义框架，若能透过这意义框架去追寻更为深远的意义，则又会使我们有“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如《荷花淀》清新柔美的语言、新颖独到的结构、张弛有致的节奏，就令读者玩味不尽。但孙犁为什么要用一种诗情画意的手法来表现血雨腥风的战争呢？这当然有“暗示荷花淀青年妇女的美”，“残酷的战争与美丽的背景，造成一种强烈的反差，而这美的景色可以淡化战争的阴影，它让人们洋溢着乐观的必胜的信心”之意；但更为关键的是孙犁的美学追求，即对清新自然、秀丽隽永之美的偏爱。因此作家才喜欢用清新、柔美的笔调去处理题材，包括战争题材，从而形成了与这种美学追求相吻合的艺术风格：淡雅疏朗的诗情画意与朴素清香的泥土气息的完美统一。
四、心理视角
即从心理学的角度对作品进行分析。文学本来就是人类心智的产物，作品往往蕴涵着某些心理内容。如对《装在套子里的人》中的别里科夫，我们完全可以从心理视角切入分析。别里科夫是一个神经衰弱、精神极度紧张的人，他整天都处于极度恐慌的变态心理之中。那么，别里科夫这种心理产生的根源是什么呢？这就是渗透在他骨子里的奴性和冷漠。
而他的奴性和冷漠又是俄罗斯专制制度的产物。契诃夫在自己的日记中曾写道：“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像我们俄罗斯这样，人们受到权威的如此压制，俄罗斯人受到世世代代奴性的贬损，害怕自由……我们被奴颜婢膝和虚伪折磨得太惨了。”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别里科夫是处于一个“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之中。
五、人类学视角
即将文学作品看作是人类整体经验的一部分，注重对作品中原始主义倾向和神话原型的分析。如在《祝福》中，支配祥林嫂精神生活的是封建礼教，其中的迷信思想实际上就是一种原始信仰的灵魂观；而被鲁迅先生视作“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的妇女贞节思想，也是自宋朝以来就深入民心且根深蒂固的大众化观念，这些已成为当时中国社会一种浓重的氛围和集体意识。祥林嫂确实受到现实的种种压迫，但对她最大的摧残，其实更在于她对原始信仰的灵魂观和妇女贞节观的服膺而引起的对地狱的恐惧。这一恐惧，在迷信氛围、鬼神意识显示得最充分最集中的“最像年底”的年底发展到极致，最终使她倒毙街头。从人类学视角看《祝福》，它就是一篇既凝聚着鲁迅先生个人的独特感受、独特体验，又和近代中国人的集体意识相感应的伟大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