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发明的学习呢~?
学习的产生来源于教育的需要。原始社会,没有文字时期,为了生存需要口传心授生存经验,那些年长者就是老师,学生就是那些需要捕猎、采集野果等要维持生存的年轻人。那会是学习的雏形,还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学习。
能谈的上学习的时候就是学校的产生,一般认为学校产生于努力社会时期。我国在五帝时期产生了古代学校萌芽,夏朝时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学校教育形态的机构:庠、序、校。那会就出现学习了。
国外教育要分国家来看,古代印度是婆罗门教育,古代埃及是宫廷学校、职官学校、文士(书吏)学校,古代希腊式雅典教育、斯巴达教育。后来中世纪欧洲的教育是以宗教为主发展起来的,分为:教会、教育和骑士教育。
语文学习一般最讨厌的是古文阅读,起源于春秋战国,发明人孔子,记录他言行的著作《论语》大家都不陌生吧。理科学习,一般头疼的是数学,物理,中国古代的数学家发明的大多初中就能学会,高中、大学那些令人脑壳疼的公式,定理、去欧洲找去吧,牛顿、高斯、笛卡尔等都是发明家。
孔子是怎样论述学习的?
孔子论“生知”与“学知”——读《论语•季氏篇》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论语•季氏篇》)
《中庸》20章以孔子这句话为基础,区分一个“知”与“行”,曰:“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阳明先生又把《中庸》20章与《孟子》“尽心篇”首章贯通起来,曰:“尽心、知性、知天,是‘生知安行’事;存心、养性、事天,是‘学知利行’事;夭寿不贰,修身以俟,是‘困知勉行’事。朱子错训‘格物’,只为倒看了此意”。
“生而知之”与“安而行之”,简称“生知安行”。前者说“知”,后者说“行”,且“生”与“安”相呼应,为最高境界。
“学而知之”与“利而行之”,简称“学知利行”。同样是前者说“知”,后者说“行”,“学”与“利”相呼应,是次一级的境界。
一
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可见,孔子承认有“生而知之者”,只是孔子自谦,说自己不是“生而知之”,而是能敏而好学,学而不厌。但“生知”不是宗教意义上的“先知”,不是一出生就全知全能,如佛教虚构的故事:释迦牟尼一降生,于十方各行七步,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举手唱言:“天上地下,唯我独尊”。
在古汉语中,“生”通“性”,“生而知之”即“性而知之”,如《中庸》云:“自诚明,谓之性”。其实,“生知”也是“学知”,只是“学知”入于精微,能够实现“感而遂通”,内外浑融,心物不贰,好像“知”是从自家心性中自然流露出来,孟子所谓不学而能、不虑而知。
什么是“生知”?阳明先生指出:“圣人无所不知,只是知个天理;无所不能,只是能个天理。圣人本体明白,故事事知个天理所在,便去尽个天理。不是本体明后,却于天下事物都便知得,便做得来也。”(《传习录》227条)
阳明先生说:“圣人亦是学知,众人也是生知”。儒家所谓“一贯之道”与佛教鼓吹入不贰法门,区别就在于,儒家不离开“学知”而悬空虚说“生知”,故阳明说“圣人也是学知”。《论语》中数章记载孔子的话,可做印证。如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
“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从功夫论上考察,“生知”在“学知”之上,学者须通过“学知”来实现“生知”,此孔子所谓“下学而上达”。
但“生知”既是功夫,也是本体,本体是致广大而尽精微,故“生知”在“学知”之上,也下贯到“学知”中。换言之,“生知”是“学知”成为可能的内在根据与逻辑前提,凡是在“学知”中,必然也在“生知”中,故阳明先生说“众人也是生知”,这就把孔门所言“学知”——为己成德之学,与博学多识区分开来。阳明先生反复叮嘱:学问功夫须晓得头脑。头脑是躯干的主宰,阳明所谓“头脑”,即是以“生知”本体来提撕“学知”功夫。
孔子不承认自己是“生而知之者”,又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孔子前后两次谦虚,言辞虽不同,义理却是贯通的。这个“仁”的境界,就相当于《中庸》所谓“率性”或“生知安行”。
孔子曰:“仁者安仁,知者利仁”(《里仁》)。这句话出现一个“安”与“利”,便能体会出,“仁”与“知”境界之高下。“安仁”与“利仁”正分别对应“生知安行”、“学知利行”。
“生知”高于“学知”,这层意思落在“仁”与“知”上,即是“仁”高于“知”。“仁”,作为德性之全体,必然涵摄“知”,故仁者必“知”,“知”乃“仁”之必要条件,如子曰:“未‘知’,焉得‘仁’”?知者未必“仁”,“知”非“仁”之充分条件,如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
二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中庸》以“安而行之”配“生而知之”,合称为“生知安行”。阳明先生提出“知行合一”,决不是一个“知”与一个“行”,从外面去合二归一,好似粘合起来。要领会“知行合一”,须注意,阳明曾点出“知行的本体”。
分别以“生”、“安”来修饰“知”与“行”,“知”“行”的涵义就发生变化了,境界也提升了。“知”本来低于“仁”,但“生而知之”,此“知”合于德性,合外内之道,“生知”即是“仁”。同理,“安而行之”,这个“行”从性体上发出来,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行为,“安行”即是“道”,《中庸》所谓“率性之谓道”。
“生而知之”与“安而行之”,虽分一下“知”“行”,也只是一个,“生知安行”对应阳明所言“知行的本体”。
“学而知之”与“利而行之”,对应“知行合一”,如阳明曰:“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通过做“知行合一”的功夫,来复其“知行的本体”。
至于“困而知之”与“勉强而行之”,体会这个“困”与“勉”,学问功夫不晓得“头脑”,“知”与“行”还没有契入德性,在外面游离着,“知”、“行”必然辟为两截用功夫。
三
“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这种情况可以暂时搁置一边,不用考虑。孔子在本章为“学”区分三个等级:“生知”;“学知”;“困学”。《中庸》却要把三种境界贯通起来,曰:“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孔子曰:“唯上知与下愚不移”。阳明先生却指出:“不是不可移,只是不肯移”。
体会“及其知之,一也”,既然“生知”“学知”“困知”可以统一起来,那么这个“知之”,只能取最高境界的“生知”,而不能取“学知”,更不能取“困知”。
《中庸》如此表述,文辞上似乎背离了孔子,从义理上考察,却是要把孔子隐而未发的这层意思给阐发清楚。从功夫境界上看,“生知”在“学知”“困知”之上,但“生知”既是功夫,也是本体,必然下贯到“学知”“困知”中。换言之,“生知”作为本体,周流不息,人人本具,故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
既然人人具足“生知”之本体,修学的资质与生俱来,后天不修学,就没有任何理由。所以,阳明说:“不是不可移,只是不肯移”。
冉求为自己不精进修学寻找借口,对孔子说:“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孔子答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今女画”,如孟子所言“自暴自弃”,阳明先生指出:“人孰无根?良知即是天植灵根,自生生不息,但著了私累,把此根戕贼蔽塞,不得发生耳”。
孔子曰:“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用其力于仁”,正是以“生知”之本体为“学知”或“困知”开示一个“头脑”。以“生知”来提撕“学知”、“困知”,修学功夫晓得“头脑”,就不须用力了,故曰:“我未见力不足者”。
公孙丑是孟子的学生,他向孟子诉修道之苦:“道则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为可几及而日孳孳也?”修道完全是自己的事情,老师只能作为助缘从旁开示引导,怎么可能为学生降低一下修道的标准?
结合冉求与公孙丑心中的困惑,再来读《中庸》20章,就好领会子思的一番良苦用心。
“平时袖手谈心性”,这是后世读书人的通病。儒家开示“生知”之本体,不是高高在上,成为供众人瞻仰的目标,而是要降落下来,从真切笃实的为学功夫中去体会“生知”之本体。与其仰而叹息,不如俯身躬行,《中庸》乃孔门传授心法,惟精惟一,精微莫测,却为学者开示了一段最笨拙的功夫:“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四
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孔子不以圣与仁自居,但“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这分明是生知安行的境界。
孔子不说自己为“生知”,只以“学”字开示弟子。须知,孔子不必标榜自己,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为了接引弟子,也是说给后人听的。“生知”高于“学知”,“安行”高于“利行”,孔子只是把“生知安行”降临到“学知利行”上,体会“学而不厌”与“诲人不倦”,不厌、不倦有微言大义,近似于《中庸》所谓“至诚无息”。
人饥饿了,要吃饭,吃饱了,就不能再继续进食,食物对人也不再具有吸引力了,所谓“饱后思味,则浓淡之境都消”。“学”如何能够做到“不厌”?越“学”,心中越是虚灵,物我内外贯通起来,才能做到“学而不厌”。达巷党人说:“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孔子说自己“空空如也”,应结合“大”与“空”,来体会“学而不厌”。
“生知”与“时中”对应,这是最高的境界;“学而知之者,次也”,从“学知”须体会出一个“恒”来。孔子曰:“语之而不惰者,其回也与”;“惜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孔子经常点出一个“恒”来论“学”,只是后人没有领会其义。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难乎,有恒矣”。
“亡”与“有”,“虚”与“盈”,“约”与“泰”,对立的两方相互转化、相互过渡,这“变易”本身就是在说“空”与“恒”,《系辞》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可惜,后世学者对“难乎,有恒矣”断句有误,把这一章的意思给领会颠倒了。
五
孔子曰:“知者利仁”。《系辞》云:“变而通之以尽利”。人们往往把“利”与“义”对立起来,却忘却了“利”之本义:“利,义之和也”。《中庸》以“利而行之”与“学而知之”搭配,“利”字义深。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于智矣”。
“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孔子把“利”看做是“知”上达“仁”的阶梯。“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孟子以“故”来说“性”,也是此意,只是要把“生知”下降到“学知”上,通过“学知”来实现“生知”。
孟子区分“故”与“智”:“故者以利为本,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每个人都有“智”,但“智”陷于穿凿,流于自私,所谓“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
“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于智矣”。孟子以“禹之行水”为比喻,开示学者如何用功夫。“智”以“生知”为头脑,即是“利”,就可以避免自私穿凿,所谓“故者以利为本”。
从“学知”中须体会出“恒久”这层意思,对于“利行”,须体会出“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
《易》曰:“憧憧往来,朋从尔思”。这正是说“利”,所谓“变而通之以尽利”。既然不能脱离“学知”而悬空虚说“生知”,同理,先要有一感一应,然后才能实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先要“思”,然后才能做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