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绍棠，北京人，现代著名作家。1936年2月29日出生于河北省通县（今北京市通州区）大运河岸边儒林村的一个普通农家。1948年参加革命。1949年在中学读书时开始发表独创作品。1951年曾经在河北省文联工作。1953年出版短篇小说集《青枝绿叶》，《本命年的回想》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1953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4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翌年退学。195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被称誉为“神童作家”。1958年被划成“右派（最初，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右派”是指坐在议会右侧，拥护君主制与贵族特权的人士。今日，则是用来指强调民族主义、传统和宗教。部分人则用“右派”来称呼支持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人。）”，并开除党籍。1979年恢复名誉。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联委员、国际笔会中国中心会员、《中国乡土小说》丛刊主编等职务。曾多次载入《世界名人录》、《世界作家名人录》和《中国共产党名人录》。1991年获国务院颁发的“为我国文化艺术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专家证书。1997年3月12日因病逝世于北京。

主要作品
他创作的大量作品中有：短篇小说集：《青枝绿叶》、《老师领进门》（选入人教版6年

级下册语文

刘绍棠
书）、《山楂村的歌声》、《中秋节》、《蛾眉》等，中篇小说《运河的桨声》、《蒲柳人家》（节选入人教版九年级下册语文书）、《瓜棚柳巷》、《荇水荷风》、《小荷才露尖尖角》等，长篇小说《春草》、《地火》、《狼烟》、《京门脸子》，《豆棚瓜架雨如丝》等，散文短论集《我与乡土文学》，《我的创作生涯》(其中《本命年的回想》已收录苏教版七年级（上）语文课本)《夜光杯散文精选》等，以及《刘绍棠文集――大运河乡土文学体系》12卷，现已出版5卷。（其中《老师领进门》已收录苏教版语文课本）
获奖情况
《敬柳亭说书》获首届中国大众文学奖。长篇小说《京门脸子》获北京优秀长篇小说奖。他的《蒲柳人家》获首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二等奖，《蛾眉》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黄花闺女池塘》获90年代优秀小说奖。中、短篇小说多种被译成英、法、德、俄、日、西班牙、泰国、孟加拉、阿尔巴尼亚文出版。
扎根乡土
刘绍棠四十余年的文学生涯，历经坎坷，矢志不渝，是当代乡土文学的举旗人，作为著名的乡土文学作家而在中国文坛上享有盛誉。他的中国气派、民族风格、地方特色、乡土题材的创作思想，受到人们的喜爱。他的作品格调清新淳朴，文笔通俗晓畅，描写从容自然，结构简洁完整，乡土色彩浓郁。他创作的洋洋600万字的乡土文学作品，不少被译成英、法、德、俄、日等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广泛流传。
早熟作家
刘绍棠出生在一个普通农家。1948年参加革命，1949年开始发表作品。1953年5月参加中国共产党。

刘绍棠和挚友在北戴河
他从13岁就开始从事写作，并发表作品，立志要成为人民的作家。 他走上乡土文学之路，是受到老作家孙犁和肖洛霍夫的影响。他那时就想过一辈子肖洛霍夫式的田园生活，住在家乡写乡土小说。他以自己的家乡为基地，写反映当地农村生活的作品，受到作家孙犁的赞赏，其作品常常在孙犁主编的《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上发表。 1952年元旦，《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他写的小说《红花》，在全国青年中反响强烈。当时他上高中一年级，团中央便对他进行重点培养。在团中央工作的胡耀邦同志曾找刘绍棠谈过四个多小时话，希望他多写农村青年题材，并且让他到东北农村去采访。刘绍棠在东北住了两个多月，他把在东北得到的创作素材挪到自己的村子里，换上他所熟悉的人物原型，开始构思他的小说《青枝绿叶》。这时，他就开始走上扬长避短的创作道路，即写家乡、写乡亲的乡土文学之路。
编辑本段鸟鸣启灵
52年放暑假时，他又回到家乡。那时村里搞了互助组，引起他的兴趣。他了解情况，进行艺术加工，

刘绍棠作品
产生了创作冲动，可是从何入手，一时捉摸不定。夏天晚上很热，他就在村外找个风凉空地，躺下睡，可是怎么也睡不着，他浮想联翩，苦苦思索小说的开头。这时，河边的树林里布谷鸟叫着“光棍好苦，光棍好苦”，那声音清脆悠远，动人心弦，更使他夜不能寐。突然，布谷鸟的叫声给了他灵感，从这里开头不是很有意境吗？于是，小说的开头就写男女主人公在布谷鸟叫声中相识于河边。 《青枝绿叶》写成后，在《中国青年报》上以整版篇幅发表，后来被编进了高中课本。刘绍棠又以此为名出版了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并因此一举成名。那年，他只有16岁。 1954年他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他刻苦读书，文学修养日深，作品更有力度，在写作上他更加投入。他的文学欲特别强，写小说时，一动了笔就融进自己作品的情境中，随着人物一起喜怒哀乐，甚至痛哭失声，跟“跳大神儿一样”。所以他的作品有很强的感染力。
创作不懈
1957年他被错划成右派，被剥夺写作权力，先是在京郊铁路工地和水利工地劳动，后来回到家乡当社

胡耀邦与刘绍棠
员，一去就是20年。他扎根于芬芳的泥土中，收集材料，体验民情，不停地写作。家乡人民同情他，保护他，抚慰他，激发了他创作的热情，给了他创作的动力。在最困难的时候，他趴在荒屋寒舍的土炕和炕沿上一字一字写出长篇小说《地火》、《春草》、《狼烟》等。 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家家都搭了防震棚，夜间每户还须有一个人值班。他值班时也不忘写作，室内孤灯一盏，在大地颤抖时，他坦然处之，文思泉涌，笔不停挥。那时，他正在赶写第二部长篇《狼烟》。当发出地震报警时，他还沉浸在写作之中，人们招呼他才醒过梦来，持笔挟书从房门跑出来。他对于创作就是这样痴情投入。 他曾写诗曰：芬芳故乡土，深深扎我根；运河水灵秀，哺育我成人。弄文违世情，无辜赤子心；仲永实堪伤，江郎岂才尽。……恶竹根除去，雨后发新笋；请君试目看，花开二度春。 这诗写出了他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赤子之情。不论环境如何艰难，遭遇如何坎坷，他绝不自甘沉沦，依然埋头写作。他说，在中国作家中，他有两个独一无二：一是所有作品都是写自己的乡土；一是先后在一个小村里生活了三十年。他把自己的笔伸向普通的农家。 1979年重返文坛后，他又进入了创作的旺盛期。他创作了《蒲柳人家》、《瓜棚柳巷》等27部作品，而且接连获奖，受到读者的欢迎，这些被誉为乡土文学的作品散发着田园牧歌式的清新优美，形成了他的艺术风格。
重新开始
他常说，作家要想到老百姓，别故意玩深沉、玩让人看不懂的东西，要写就写识字人爱看，不识字的

《刘绍棠全传》
人爱听的。所以他的作品有个性，老百姓爱读。从1984年到1988年，他先后写了《京门脸子》、《豆棚瓜架雨如丝》、《十步香草》等七部长篇小说。 1988年8月，由于他长年伏案写作，积劳成疾，突发脑血栓。经抢救治疗，除了他的左半部身体有一些不听使唤外，他的大脑和言语功能，以及用来握笔的右手，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大病之后的刘绍棠凭着自己顽强的毅力和坚定信念又开始写作了。 1992年5月，北京通县建立刘绍棠文库，立了“人民作家、光耀乡土”纪念碑，表彰他为祖国文学事业做出的特殊贡献。他说，我要重新从21岁开始，一刻不敢懈怠，讴歌伟大的党，伟大的人民。 刘绍棠生在通州，长在通州，写的也是通州，堪称“铁心务农”的乡土文学大师。他创作形成的大量书稿、资料，充满乡土气息，既是刘绍棠几十年创作生涯的真实写照，也艺术地再现了通州不同历史时期的风土人情和社会风貌，有很高的文学欣赏价值，是不可多得的具有浓厚通州地方特色的档案珍品。 刘绍棠对家乡怀有深厚的感情，他曾在著作中写道：“我要以我的全部心血和笔墨，描绘京东北运河农村的二十世纪风貌，为二十一世纪的北运河儿女留下一幅二十世纪家乡的历史、景观、民俗和社会学的多彩画卷，这便是我今生的最大心愿”。并曾表示将全部文学档案捐赠给通州档案馆。目前通州档案馆建有“刘绍棠文库”，收藏他的著作、手稿、书信、剪报、藏书、证章、证书、照片、实物等全部文学资料约1600余卷（件），这些资料是刘结棠留下的一笔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是开展爱家乡、爱祖国教育的生动素材。
少年时期
刘绍棠从13岁就开始从事写作，并发表作品，立志要成为人民的作家。他走上乡土文学之路，是受到老作家孙犁和肖洛霍夫的影响。他那时就想过一辈子肖洛霍夫式的田园生活，住在家乡写乡土小说。他以自己的家乡为基地，写反映当地农村生活的作品，受到作家孙犁的赞赏，其作品常常在孙犁主编的《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上发表。 1952年元旦，《中国青年报》发表了刘绍棠写的小说《红花》，在全国青年中反响强烈。当时他上高中一年级，团中央便对他进行重点培养。在团中央工作的胡耀邦同志曾找刘绍棠谈过四个多小时话，希望他多写农村青年题材，并且让他到东北农村去采访。刘绍棠在东北住了两个多月，他把在东北得到的创作素材挪到自己的村子里，换上他所熟悉的人物原型，开始构思他的小说《青枝绿叶》。这时，他就开始走上扬长避短的创作道路，即写家乡、写乡亲的乡土文学之路。一年放暑假时，刘绍棠又回到家乡。那时村里搞了互助组，引起他的兴趣。他了解情况，进行艺术加工，产生了创作冲动，可是从何入手，一时捉摸不定。夏天晚上很热，他就在村外找个风凉空地，躺下睡，可是怎么也睡不着，他浮想联翩，苦苦思索小说的开头。这时，河边的树林里布谷鸟叫着“光棍好苦，光棍好苦”，那声音清脆悠远，动人心弦，更使他夜不能寐。突然，布谷鸟的叫声给了他灵感，从这里开头不是很有意境吗？于是，小说的开头就写男女主人公在布谷鸟叫声中相识河边。《青枝绿叶》写成后，在《中国青年报》上以整版篇幅发表，后来被编进了高中课本。刘绍棠又以此为名出版了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并因此一举成名。那年，他只有16岁。1954年他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他刻苦读书，文学修养日深，作品更有力度，在写作上他更加投入。他的文学欲特别强，写小说时，一动了笔就融进自己作品的情境中，随着人物一起喜怒哀乐，甚至痛哭失声，跟“跳大神儿一样”。所以他的作品有很强的感染力。
写作情怀
1957年刘绍棠被错划右派，剥夺写作权力，先是在京郊铁路工地和水利工地劳动，后来回到家乡当社员，一去就是20年。他扎根于芬芳的泥土中，收集材料，体验民情，不停地写作。家乡人民同情他，保护他，抚慰他，激发了他创作的热情，给了他创作的动力。在最困难的时候，他趴在荒屋寒舍的土炕和炕沿上一字一字写出长篇小说《地火》、《春草》、《狼烟》等。 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家家都搭了防震棚，夜间每户还须有一个人值班。他值班时也不忘写作，室内孤灯一盏，在大地颤拌时，他坦然处之，文思泉涌，笔不停挥。那时，他正在赶写第二部长篇《狼烟》。当发出地震报警时，他还沉浸在写作之中，人们招呼他才醒过梦来，持笔挟书从房门跑出来。他对于创作就是这样痴情投入。 他曾写诗曰：芬芳故乡土，深深扎我根；运河水灵秀，哺育我成人。弄文违世情，无辜赤子心；仲永实堪伤，江郎岂才尽。……恶竹根除去，雨后发新笋；请君试目看，花开二度春。这诗写出了他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赤子之情。不论环境如何艰难，遭遇如何坎坷，他绝不自甘沉沦，依然埋头写作。他说，在中国作家中，他有两个独一无二：一是所有作品都是写自己的乡土；一是先后在一个小村里生活了三十年。他把自己的笔伸向普通的农家。 1979年重返文坛后，他又进入了创作的旺盛期。他创作了《蒲柳人家》、《瓜棚柳巷》等27部作品，而且接连获奖，受到读者的欢迎，这些被誉为乡土文学的作品散发着田园牧歌式的清新优美，形成了他的艺术风格。1988年8月，由于他长年伏案写作，积劳成疾，突发脑血栓。经抢救治疗，除了他的左半部身体有一些不听使唤外，他的大脑和言语功能，以及用来握笔的右手，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大病之后的刘绍棠凭着自己的顽强的毅力和坚定信念又开始写作了。1991年7月，国务院授予他“为发展我国文化艺术事业做出突出贡献专家”称号。1992年5月，北京通县建立刘绍棠文库，立了“人民作家、光耀乡土”纪念碑，表彰他为祖国文学事业做出的特殊贡献。他说，我要重新从21岁开始，一刻不敢懈怠，讴歌伟大的党，伟大的人民。
与胡耀邦
展露头角
1951年，刚满15岁的刘绍棠写出了他崭露头角的小说《红花》。稿件寄到《中国青年报》后，受到该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柳青的赞赏。经与陈绪宗总编商定，这篇小说被特别安排在1952年元旦刊出，还破格以整版篇幅一次刊发，并加上编者按语大力推荐。这篇小说的发表，引起了文艺界和广大读者注意，刘绍棠由此获得团中央的着重培养，便与当时主持团中央工作的胡耀邦有了密切联系。从此以后，胡耀邦多次与刘绍棠谈话，内容包括创作和做人……刘绍棠视胡耀邦为可尊敬、可信赖的师长。有意思的是，其中胡耀邦说刘绍棠“不请不来”、“请也不来”的一次谈话，值得人们深思回味。
加入作协
1956年3月，经康濯和秦兆阳两位作家介绍，刘绍棠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会员。由于仰慕苏联著名作家萧洛霍夫，刘绍棠便准备走萧洛霍夫专写自己家乡风貌的道路，希望以自己的作品，描绘出自己家乡京东北运河农村20世纪的风貌，留下家乡历史、景观、民俗和社会学的多彩画卷。为此，在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之后，刘绍棠马上坚决要求从事专业创作。经胡耀邦及团中央批准，他从1956年4月起专事创作，不拿工资，全靠稿酬生活。
矛盾
刘绍棠从事专业创作后，回乡挂了一个乡党委副书记职，以便体验生活。当时刘绍棠创作势头正顺风扬

通州名人刘绍棠
帆，不免有些年轻气盛。1956年春天，全国青年创作会议上，刘绍棠带头发言，对当时文艺界存在的问题发表了一通意见。大会的一位负责人，将此事告到了团中央。团中央的一位书记要处分刘绍棠，可胡耀邦不同意。这事闹得很大，又牵涉到不归团中央管的文艺界，胡耀邦便把刘绍棠找去谈话。他在肯定了刘绍棠一些观点还不错的同时，又批评他不应当在大会上不冷静；还说这是延安时期“轻骑队”的作风；同时批评刘绍棠不该口出狂言，攻击文艺界领导……刘绍棠认为胡耀邦听到的一些情况反映，与事实有出入，便当面争执起来。胡耀邦见刘绍棠这么不接受批评，也发起火来，这次谈话不欢而散。末了，胡耀邦仍严厉地告诉刘绍棠：“今后你少参加那些活动，一年要读1000万字的书，向我汇报。”1957年春天，毛泽东提出“大鸣大放”的口号，文艺界也变得十分活跃起来。刘绍棠年轻，又爱放“炮”，许多座谈会都请他参加。他自己也毫不客气。在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15周年时，刘绍棠发表文章，提出毛泽东文艺思想应当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对于已经过时的“策略性理论”(即某些具体做法)，不应守旧地，片面地，机械地执行。
言论遭反对
刘绍棠的言论遭到了郭沫若、茅盾、周扬等文艺界领导的严厉批判。毛泽东在他的文章中，也先后多次提到刘绍棠。“反右”斗争开始后，年仅21岁的刘绍棠，便成了“代表共和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反党典型”，戴上了三类右派分子帽子。就在这样的非常时候，胡耀邦又找来刘绍棠，对他的行为予以了教正；对他的未来，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谈。刘绍棠到了机关一个小会客室后，胡耀邦立即从沙发上站起来，和他紧紧握手，眼里闪动着慈爱而又戏谑的神情突如其来地问道：“刘绍棠，有没有自杀呀?”刘绍棠一愣，很快地断然一摇头：“没有!”胡耀邦追问：“有没有想过自杀呀!”“没有!”刘绍棠仍然摇头。到了晚年，刘绍棠才在一部书的题记里这样写道：“当时主持‘反右’斗争的一位领导人，在一次讲话中说要将‘右派分子’杀一批、关一大批。我自知难逃监狱、刑场这一关，曾经准备自杀，不愿死在自己人的枪口下。1958年3月受到处理，胡耀邦问我可曾有过自杀的念头，我没有说实话。这是因为，已经传达和执行了毛泽东的指示，对于‘右派分子’一个不杀，基本不抓。那个时候，共产党员不管是何原因，自杀就是叛党。我虽已被开除党籍，但在胡耀邦面前仍然自以为是共产党员，也就以曾有自杀的念头为羞耻。”
结交
胡耀邦听到刘绍棠的表白之后，打了个手势，叫他坐到自己身边，把茶几上的香烟推给他，顺口问：为什么连自杀都没想过呢?刘绍棠不假思索地回答：五年后，我在哪儿摔倒，还要在哪儿站起来。突然，胡耀邦提高了嗓门，几乎有些口吃地喊道：好……好样的!二十年后，还……还是一条好汉!这里虽然用了一句民间俗语，但了解党内斗争残酷性的胡耀邦，是深知这场运动的严峻程度的。接下来，胡耀邦脸沉下来：刘绍棠，你知道你为什么犯错误吗?刘绍棠低下头，把毛泽东、陆定一、郭沫若、茅盾、周扬等人批判他的一些话，拉出来作为回答：“我……一本书主义……堕入个人主义的万恶之渊……大反社会主义……”胡耀邦没耐烦听刘绍棠给自己倒罪状，一挥手打断他的话：“你……你……什么都不是，就是骄傲!”刘绍棠一听，不禁愕然，骄傲?毛泽东等人认为是大反社会主义这样严重的政治问题，在胡耀邦这里成了个人性格的毛病，他直着眼睛张大了嘴。 胡耀邦点了一支烟，态度平和了一些说：“你连我也看不起……不爱听我的刺耳的话，喜欢听那些吹捧你的人的话。”胡耀邦说的“连我也看不起”，是指刘绍棠1956年闹全国青年创作会议的事。刘绍棠并不承认：“我没有……没有!”胡耀邦神情很难过，长叹了一口气说：“去年春天大鸣大放，你如果跟我谈─谈，不会犯这个错误的。可是，你不请不来，请也不来。我的话不像某些人那么悦耳动听啊!”长久以来，胡耀邦一直关心刘绍棠的成长。1952年冬季，16岁的刘绍棠创作才华初露，胡耀邦就亲自找他谈话。并在第一次见面时就约定，要刘绍棠每年找他谈两三次话。可刘绍棠年龄小，又忙着创作，对谈话之类没多大兴趣，所以几年中一次也没主动找过胡耀邦，每次都是胡耀邦约他才去。这就是胡耀邦所说的“不请不来”。
“请也不来”
“请也不来”，是指1956年冬季的一个座谈会上，谈到一位老作家的─部作品时，刘绍棠与当时文艺界的领导发生了争执。事后不久，胡耀邦便找刘绍棠去谈话。刘绍棠知道要挨“克”，便找借口，就是不去。所以此时胡耀邦说他“请也不来”。临别时，胡耀邦爽朗地说：“刘绍棠，你还有什么委屈，什么要求，给你三分钟时间，赶快说吧!”“我只希望……不要把我开除出党，能不能……改为留党察看两年?”此时刘绍棠已被开除党籍，说这话时已经泣不成声。 胡耀邦严正地说：“毛主席说了，对于党内右派是挥泪斩马谡，不能含糊。我把毛主席送给党内右派的几句话转送给你：‘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此为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回朕车以复路兮，及行迷之未远。’你知道这几句话的出处吗?”刘绍棠回答：“屈原的《离骚》。”“会讲吗?”胡耀邦追问。刘绍棠没有吭声。胡耀邦解释说：“为什么过去的香花，现在变成了臭篙子，哪里有别的原因呵，不好好进行思想改造的缘故哟!我的车赶紧原路而回吧，趁着误入歧途还不远。”刘绍棠知道了胡耀邦的意思，赶紧点头。走到会客室门口，胡耀邦紧紧握了一下刘绍棠的手，另一只手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好好干，二十年后还是一条好汉!”最后这句话，刘绍棠记了20年。1978年，胡耀邦主管全国的平反工作。刘绍棠给他写信，他回信叫刘绍棠去谈话。一见面便说：“你哪里是什么右派，就是骄傲。”刘绍棠说起20年前的这句预言，胡耀邦仰起头想了想，说：“我这个人爱说话，到处说话，说过就忘了。我跟你谈过什么，早不记得了。不过，这句话肯定是我说的，只有我这个人那时才说这样的话。”刘绍棠被开除党籍后，回家乡劳动。1962年春天，他被正式宣布摘掉“右派”帽子。不久发表了他在60年代惟一的短篇小说《县报记者》。胡耀邦知道消息后，把他找到自己家里谈话，问他今后有什么打算。刘绍棠此时不愿这么没单位地干呆着，便说想到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写作。胡耀邦马上拿起电话，打给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请他予以帮助。可事不凑巧，为了度过经济困难时期，当时无论工厂、商店、机关、学校、团体……都在裁汰冗员，等到刘绍棠户口转到北京，北京师范学院院长调动出任大使，胡耀邦也到陕西省委当书记去了。几种因素凑在一起，刘绍棠的户口本上职业一栏，仍只能填上“无业”。当时刘绍棠住在北京自己买的一所房子里，靠稿费生活，并大写其长篇小说《狼烟》，日子还算安宁。
文革时期
但1966年6月以后，北京及全国开始遭遇“文革”风暴。刘绍棠此时不敢出门，他的家人告诉说，胡耀邦被挂上大牌子恣意凌辱……连一个长期革命，忠诚党的事业的领导，都被如此对待，刘绍棠一个“摘帽右派”，日子还能好过?这时，又是家乡的亲人接纳了他。在乡亲们的爱护下，他避开了“文革”初期的动乱，还写出了3部长篇小说。用刘绍棠后来的话说：“是民意使我得以幸免于难───人民是我的救命恩人，人民是我的重生父母。”粉碎“四人帮”之后，在大部分作家才刚刚开始尝试“伤痕文学”，运用文学形式对“文革”进行批判揭露之时，刘绍棠便以一篇《蒲柳人家》，用淳厚的乡土风情和鲜活的文字，接通了文学与传统文化的脉络，给读者带来了意外的惊喜。
编辑本段忆刘绍棠
刘绍棠的好友、作家从维熙深情地说：“刘绍棠61岁去世，成为我们这代人心里难以弥补的伤痛。”
回忆年轻时与刘绍棠的交往，就像一场美丽纯情的梦。在他们都被打成右派的艰难时日里，两个人保持通信往来，从未间断。从维熙夫妇下放到外地，刘绍棠夫妇赶到车站送别，患难见真情，刘绍棠以淳厚和忠诚演绎他的人生。从维熙认为，刘绍棠的一生与大运河密不可分，他从生活的最精微细腻之处入手开始他的文学创作。他以文学感悟生活，消化成自己的情感，把自己感受的情感传达给读者，这样的作家是不多的。刘绍棠与沈从文、孙犁一脉相承。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段宝林是刘绍棠的北大同学，他对刘绍棠在晚会上能将三言二拍小说《乱点鸳鸯谱》倒背如流印象深刻，指出刘绍棠虽是天才，但他同时下过很大工夫。有人认为刘绍棠的作品“太土”，其实刘绍棠对外国文学是努力学习过的，他把肖洛霍夫作为自己的榜样。钱钟书这样评论过刘绍棠作品：“阅读欣赏刘绍棠的小说，就好比坐在各种名贵佳肴样样俱全的盛大宴会的餐桌旁边，每样菜都吸引你吃，使你不知如何下筷才好。”段宝林认为刘绍棠的文笔在中国作家中少有，刘绍棠的乡土文学传统应该得到继承。作家程树榛生长在江苏的运河边，小时候是刘绍棠的“追星族”，读中学时他就喜欢刘绍棠的小说，也做着作家梦，写信向刘绍棠讨教，与刘绍棠建立起友谊。令他深感遗憾的是刘绍棠未能完成他的史诗式的力作《村妇》三部曲便溘然长逝。 刘绍棠的妻子曾彩美，当初和刘绍棠在潞河中学一起上过课，并相识相爱的。她在会场上站起来，激动地说：“在我的心目中，刘绍棠是伟大的，超凡的。大运河的乡土乡亲养育了绍棠，绍棠没有忘本，用一生的心血创作了大运河乡土文学，奉献给大运河。他被称为大运河之子。他说过：‘如果我的名字与大运河相连，也就不虚此生。’”曾彩美对刘绍棠的故乡儒林村的父老乡亲表达她的感激之情，她说，没有儒林村的父老乡亲，就没有刘绍棠今天的成就。在刘绍棠最困难的时候，儒林村老百姓保护他没有受到冲击。十年浩劫中，在儒林村的土炕上，他创作了3部长篇小说。2007年3月12日刘绍棠逝世十周年纪念日，当地乡政府在刘绍棠墓地举办纪念仪式，召开追思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