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向来以奢侈淫乐为耻，而以节俭适度为评判德行的标准之一。

对于节俭、适度的生活观的关注，其根本原因在于儒家认为道德应该具有内在超越性。节俭作为一种生活观，无疑是具有生态意义的，因为过度消费已经成为生态保护中一个严峻的问题，而提倡节俭的生活观正是化解这一矛盾的途径之一。

在我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节俭的观念形成较早，但是由朴素自发的行为阶段上升为自觉理性的思想道德理论阶段，是由先秦儒家所完成的。不论是个人道德人格的完善，还是治国安邦的大局需要，俭约思想与勤俭行为都是不可或缺的，这一理念，由于儒家的大力提倡，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1.崇尚节俭的传统

提倡节俭并不是两汉经学的专利，而是继承了原始儒家的观念。如孔子的节用观，是跟儒家“爱人”、“惠民”的政治伦理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儒家主张统治者以德治国必须具备的道德观念。敬事、诚信、节用、爱人都是同一个层次的道德范畴，是对统治者的道德行为规范。

孔子还把“君子惠而不费”，即君子给别人带来好处，自己却节用而不浪费，作为“五美”（五种美德）之首，这不仅针对君子的，实际上也是对于统治者的道德要求。

儒家非常注重理念的践行，因而纵观整部《论语》，极少有形而上的大段理论论述，而都是结合实际事例做出评点。原始儒家对于生活观的重视，表现在各个细节方面。孔子常以生活细节来判断一个人的德行如何，如“巧言令色，鲜仁矣”，仅以一个言谈的细节，便判定某一类人并不具有仁德。

因此，孔子也将节用作为仁人君子日常生活的一种美德加以倡导。孔子主张节俭，反对奢侈，哪怕别人说自己简陋亦无妨。纵观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家、思想家的俭约思想，可以看出，中华民族的俭约思想已经相当成熟了，已经由原来的朴素自发性阶段上升为自觉性的思想道德理论阶段。

2.对于物欲的内在超越性

节俭观念不仅是来自于儒家安贫乐道的传统，在对生活和消费上，儒家崇尚节俭，是是有着深层的含义：君子的德行，应当对于外在物质条件有所超越。

物质的欲望对于有德行的人而言，其吸引力应该是不足道的。内在超越性是原始儒家竭力追求的目标，从《论语》的很多章节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超越性所表现出的智慧。对于物欲的内在超越，也是儒家德行修养的一个重要环节。

《论语·述而》记载孔子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句话言辞简洁，却传神地表达出原始儒家对于内在精神自由的向往，而物质条件不应成为对精神圆满的限制。因此尽管饮食较为简陋，君子也乐在其中。而物质财富的取得，如果不是合乎“义”的，那便犹如天边的浮云，君子是毫不看重的。

对于具有这种物质超越性的人，孔子是不吝于赞赏的，如他表扬自己的弟子颜渊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甚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重复一遍关于“贤哉，回也”的赞叹，充分表露出孔子的赞赏之情。《论语·述而》篇还有一句，孔子说：“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奢侈不能长久，而节俭却可巩固根本，维系家族的繁衍，两者相较，当然宁可选择后者。在《论语·子罕》篇中，孔子也说：“俭，吾从众。”他对贪恋物欲色欲并沉湎其中的人，态度鲜明地表示厌恶，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论语·八佾》记载，林放问孔子“礼之本”，孔子回答说：“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孔子认为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值得思考，虽然礼所表现出来的是一些仪式、礼仪，很形式化，然而礼的本质精神并不在于这种外在形式，也不鼓励学者去追求这种形式。

因此，礼，与其铺张，不如简单一些。所以即便是礼仪事务，孔子认为，最重要是内容，至于形式上，可以表现得简洁一些，不必铺张渲染。

儒家倡导节俭适度的生活观，除了这种道德的内在超越性，还在于儒家一贯所持有的中庸的理念。中庸，以程颐的解释，是“不偏之谓中，不易之为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儒家所追求的中庸精神，来源于对理性节制的追求，这一点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亦有共通之处。

没有约束而肆意滋长的情绪及欲望，在儒家看来，是粗鄙失礼的行为，欠缺教养的表现。是故谦谦君子，应当持节后发，不偏激、不偏颇，有节、有度，适可而止。《论语·尧曰》篇言：“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过度的消费或铺张，这是违背中庸理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