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事都是建立在你得成就之上的，正因为胡适的成就摆在那里，所以，才会有很多的大学邀请他担任一些学校的名誉博士什么的，对学校也是有着很好的宣传作用的，对学校相当有利。

客观地分析胡适的博士学位和读书以及学术成就最好还是从后一条，即学术成就开始，抛开《胡适文集》，单说代表他学术高度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其实胡适阐述的哲学史，史论在编纂而非原创，而且贯穿胡适学术思想始终的是“怀疑论”和“实用主义”，二者是胡适借鉴了中国儒家思想的怀疑论调加之通读杜威之后升华出来的哲学思想，但是我们从命题本身就看的分明，这还停留在认识论和方法论阶段，并不能上升到哲学思想；至于那么多的博士头衔也并不是读书读来的，而且胡适第一顶博士头衔还是回国之后通过社交关系进入北大后，向哥伦比亚大学补交了论文之后才后来拿到的，所以说胡适更多地是位社会活动家，远不是一位学者。说到读书当首推钱钟书先生，从钱先生和杨绛先生的文字里不难看出钱先生少时并不善读书，因过继给大伯（名义上的）因此父亲只能偷偷惩罚，因此他的读书多少有被迫之嫌，但随后一发不可收拾，钱先生读书有照相机一般的功能，很多人道听途说钱先生读书不做笔记也并不对，钱先生在干校凭的就是曾经的读书笔记在温故知新，说到钱先生读书的方法，少时也是从连环画启蒙，之后打了私塾的底子而后接触新学，但是他更多的好像通读了一些史纲类书籍，而后因为留学，大量通读外文原著，以此融会贯通了中西之学。

怎么评价冯友兰？

中国近代史上的哲学家，冯友兰绝对是其中最显眼的一个。他一辈子研究哲学，一辈子教哲学，一辈子以哲学与世界对话，一辈子从事于哲学研究，他的哲学著作《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是中国上世纪最重要的学术经典，对近代和现代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冯友兰，河南南阳人，从小聪慧好学，四书五经烂熟于胸，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系统学习中国哲学，1919年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师从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继续哲学的学习和研究。后来，在申请奖学金的时候，杜威为他写推荐信，高度赞扬冯友兰说：“这名学生是一个真正学者的材料。”杜威的哲学是高深的，而眼光也是精准的，冯友兰后来果然没负杜威这句赞扬的话。杜威不但培养了胡适，还预言了冯友兰。

1923年，冯友兰留学归来，先后在开封中州大学、广东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任教，历任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等职，1952年以后，由于清华、北大院系调整，清华大学的哲学系和法学系并入北大，冯友兰随系而动，调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关于哲学，冯友兰曾经说过：“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关于哲学与科学的比较他也说过：“哲学与科学的区别在于，前者求好，后者求真。”但求真，在特殊的时候，也不得不绕着弯路进行。他也说过：“真正的仁人，是个拼命的人，遇到紧要关头，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这个时候，个人的生死就不在话下了。”但是，面对斧钺汤镬，又有几人能视死如归？

冯友兰也不能。他在不断批斗之际，开始酝酿和写作《中国哲学史新编》。文革后，加入了写作班子，发表了《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等文章，出版了应时应景的《论孔丘》。这是极度痛苦下的写作，最后又再次酿成了极度痛苦。因此，后来便有了他《三松堂自序》中的这段反思：“在被改造的同时得到吹捧，而有欣幸之心，更加努力‘进步’。这一部分思想就是哗众取宠了。”

对于冯友兰，李慎之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称：“以冯先生平生陈义之高、任道之重，海内外不能无微辞。虽然如此，回想那天昏地暗，狂风暴雨挟排山倒海之势以来的岁月里，举神州八亿之众，能不盲从苟同而孤明独照者，屈指有几人？……何况先生在此以前的二十年来一贯勉力于自我改造，一贯诚心地接受批判，也一贯努力想‘阐旧邦以辅新命’……冯先生的选择不是不可理解的。”

若不想肉体摧残，就自己炮烙精神。这可能是在面临生死的时候，很多人共同的抉择。冯友兰面临的境遇，可能还不同。知过能改，善莫大焉。何况，他还以耄耋之年，在这样的重压之下，巧妙地保护了中国哲学的火种，其功德也是不可限量的。

一个本可以大有作为却因生不逢时加上缺乏独立思想与独立人格而基本被毁掉的不堪为后人楷模者。既是时代的悲哀，亦是其个人的悲哀。希望后来者以他们为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