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为世界短篇小说巨匠的契诃夫与莫泊桑,在创作上有何异同之处?
优秀的人都有着一些类似的气质。表现在文学领域里,同为19世纪后半期世界著名短篇小说巨匠的契诃夫与莫泊桑,就在短篇小说创作上很多相同的特点。他们都通过描写各自国家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人物命运,反映了时代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成为时代的一面镜子。但在具体的创作中却又有着不同之处,我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说说他们的异同之处:
1、主题表现与人物刻画的异同点;
2、艺术风格:情节、语言、幽默讽刺等。
01 主题表现与人物刻画的异同点先说相同点。二者都善于从日常生活中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社会主题,善于从日常生活琐事中去描写和刻画人物,透过不被人注意的现象揭露社会上的种种弊病;他们的小说故事性都不强,不靠情节取胜。
契诃夫擅长在平凡的故事中透露出生活的真理,善于撕破那些把虚构的东西当作“现实”的人身上的“五颜六色”的外衣,以显露出事实的真相,并善于用特别富有表现力的形象和语言,使每句话发挥最大的威力和具有最大的音量,包含着一种促进人去深思的力量。
如《小公务员之死》,初看是个非常可笑荒唐的故事,一小公务员坐在戏院看戏,偶尔不小心,打了个喷嚏,把唾沫星子喷到一个老将军身上,他惶惶不可终日,接二连三向将军道歉,最后这位将军因小公务员向他无休止的道歉勃然大怒,大叫一声:“滚出去!”这个小公务员被吓破了胆,回家连夜发高烧,第二天清晨死了。
作者就是通过这样一件小事鞭挞了病态的社会及“大人物”的可恶,对被这个罪恶社会损害的牺牲者小官吏寄于一定的同情,对他的奴性则给予一定的嘲笑,由此深刻的揭示了当时俄国社会等级森严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的社会关系。
又如《套中人》描写一个普通的希腊文教员和他周围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别里科夫是个保守、顽固、胆怯、害怕新生事物的人。他看不惯社会上的一切,但现实生活总是刺激他,闹得他六神不安,只好把自己装进套子里。
非但如此,他还热衷于把别人也推进他的“套子”,以免闹出什么乱子。可恨的是别里科夫不单是寄生蟹或者蜗牛,他身上最可怕的东西,是他对周围人的压力,是他的社会影响。
别里科夫身上体现了当时在俄国知识分子中普遍存在的因循守旧、忠君思想和庸俗习气,别里科夫的影响已深深渗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现实中不止一个别里科夫,而在于它表现了不同程度的别里科夫比比皆是。
这样以平凡琐碎的生活小事做题材的真正用意才被显现出来。这一典型概括了当时俄国的社会特征。
在这点上,莫泊桑和契诃夫有相似之处。他在《项链》中把生活中错综复杂的矛盾交织在一起,产生出令人难以预测的结局。
正当玛蒂尔特为自家的拮据生活苦恼时,教育部长的一张请帖从天而降,她的虚荣心得到了暂时的满足,豁出了全部积蓄买了件衣服,借了一串项链去出席晚会了。
正当她陶醉在“幸福”之中,项链突然丢失,她的悲剧由此开始,只得含辛茹苦的过活,把债务还清,殊不知,所借项链原来是价格低廉的房品,这正是对玛蒂尔特虚荣心的绝妙讽刺。
莫泊桑的老师福楼拜认为:
“深入到日常事物中去的道路,才能使他适应时代提出的任务,说出关于资产阶级的生活的真实而无情的实话,揭破这种生活的各式各样的漂亮外衣。”
契诃夫和莫泊桑正是这样去做的。
再说不同点。契诃夫讽刺创作的基础,是由琐事交织而成的日常生活出色地揭露了胆小怕事的小市民生活,这种琐事的世界不单是,而且在这种平淡的日常生活中找到了他的正面形象;而这正是莫泊桑的创作中所没解决的。
契诃夫能从貌似平凡的生活中发现处于萌芽的新鲜事物,能从丑恶中看出美的所在,即在黑暗中隐藏着的光明。1892年,他在给苏沃林的信中说道:
“整个生活是由小铜币组成的,而小铜币能积成卢布,而后成为财富。”
他说作家是比平常的人看得更清楚的人,从人们孰视无睹的生活里发现非凡的意义;继而认为,除了让人们了解现有的生活之外,还可以感觉到应有的生活,要善于在形形色色的现象中捉摸到有重大意义的最能代表历史和社会本质的,因而也必然会成为先进社会意识的迫切问题的东西。
基于这点,契诃夫善于在平凡朴素中发现一般人所不易觉察的伟大和美,能在普通的俄罗斯人民身上发掘它的伟大、高贵而美丽的灵魂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造力量。契诃夫描绘了俄罗斯人民的优美形象,并把祖国和人类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他曾说:
“假如你为了现在工作,那么你的工作是不足道的,应该记住,只能为了未来工作。”
他激励人们要毫不吝者地、坚忍刻苦地去追求新生活、探求新道路。他以自己的创作告诫人们:要清醒地认识自己,不要幻想,不能堕落,不能颓唐,不能沦入庸俗、沉入“抑郁”。
我们可从他作品中各式各样人物的嘴里听到对新生活的追求,对真正的强有力的英雄的向往的声音。在他的小说和剧本中的日常情节里,包含着人们对于幸福的永恒企求,他们的向上的奋斗。
“小人物”的横受压迫、侮辱和摧残,在他的心灵里唤起了愤慨和同情,“小人物”的纯朴温良、刻苦耐劳,自我牺牲的精神,在他的心灵里鼓起了希望和震慑。
从这点出发,契诃夫在描写普通人生活中的痛苦的不平的屈辱,激烈的抗议造成这些苦难的社会环境,然他从没有使人感到绝望和没有出路,热爱生活,热爱人类,期望一种必然会到来的美好生活,这是契诃夫创作的主旨。
他笔下的小人物具有高尚的思想感情,不论怎样的遭遇和屈辱,都不能使他们丧失人的高贵品质,丧失生活的勇气。
如《万卡》中的小万卡,虽孤弱无助,却没有被这个漩涡所吞没,小小的心灵却充满着对生活的渴望。盼望爷爷把他救出虎口,回到乡下过自由偷快的生活,虽然苦些,但只要能同爷爷在一起,苦也觉得是甜的了。
《第六病室》中的医生拉京,他心地善良、温和,对一切黑暗势力表示屈从。结果,他自己被关进了疯人病室悲惨地死去。
表面看这是个悲剧,但它从字里行间表明了作者的态度,他严厉地谴责了那种无为主义哲学和对社会问题的无动于衷的生活态度。契诃夫就这样平静地揭示不平静现实的骇人听闻的实质,这样不动声色地让人们从“第六病室”的“正常”生活中体验到专制暴力的严重与可怕,发出了“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的呼声。
莫泊桑也描写了“小人物”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悲惨命运,描写了人民中积极进步的因素,但他只是用被压迫者的眼光来看待世界,把他们震惊人心的悲惨遭遇告诉读者,他没有达到契诃夫的那种高度。
他的《羊脂球》、《两个朋友》、《阿马勃尔老爹》、《归来》等作品,反映了普鲁士侵略军的残暴,资产阶级的儒弱、自私和人民的爱国热情;描写了人民的痛苦遭遇和他们正直、善良、淳朴的优良品格,可由于他没意识到这个社会可能会发生某种变化,可能会被摧毁,而人们的生活可能会变得更好。
因此,他的作品中几乎看不到乐观的气息,有的是抑郁、沉闷,最后变成了暗淡和绝望。
如《阿马勃尔老爹》,写一个穷苦不幸的老头的悲剧,他辛勤地劳苦了一生,到头来却遭别人的训斥说他现在已经不再是干活的人,是个白吃面包的人,最后因儿媳的改嫁,为儿子感到凌辱而自杀。
《归来》写贫苦水手马尔丹,经过长期的遇难,幸存回到了阔别了二十二年后的家里,这时妻子已经改嫁,他难过、悲伤,好像人生是无望的,命该如此。
因此,莫泊桑的作品只能告诉人们现实是怎样的,而不能指出未来的应有的生活,这不能不说是他创作上的局限。
02 艺术风格:情节、语言、幽默讽刺手法等契诃夫和莫泊桑创作上的共同特色:短小的艺术形式,完整简炼的艺术构思。其具体表现手法,是寓新颖于平淡自然之中;他们的人物,在言语动作之中有内心世界的表露;他们的情节,在平铺直叙之中有波澜起伏;他们的描写,在平实朴素之中有锋芒;他们的幽献,在轻浅素淡之中有辛辣。
朴素是两位作家创作中的一个重要特征,但他们在艺术风格上却有明显的不同。在契诃夫的小说中没有惊人的事件,很少急剧的转变及紧张的场面,没有强烈的感情冲动和复杂的心理分析,也很少把自己的人物放在特殊的环境中去揭示其性格。故他作品中的主要东西不是事件,而是抒情的形象和抒情的语调,这种抒情有时通过自然界的形象去表现,有时则通过人物的对话或通过细节轻描淡写几笔表现出来。
如著名的短篇小说《草原》,作品中没有任何情节突变和戏剧效果,而是借惊人的艺术力量和大胆的想象,把平常的事物加以诗化,使自然景物拟人化,这就使整篇作品充满着浓郁的、动人心弦的抒情气氛。
契诃夫笔下的草原的形象是祖国和人民的化身,草原的美,是祖国和人民的美及幸福的象征。作者这样写道:
“在唧唧的虫声中,在可疑的人影上,在古墓里,在蔚蓝的天空中,在月光里,在飞鸟的飞翔中,在你看见而且听见的一切东西里,你开始感到美的胜利,青春的朝气,力量的壮大,求生的热望。在美的胜利中,在幸福的洋溢中,透露着紧张和愁苦,仿佛草原知道自己孤独,知道自己的财富和灵感对这个世界来说白白荒废了,没有人用歌曲称顽它,也没有人需要它,在这欢乐的闹声中,人听见草原悲凉而无望地呼喊着:歌手啊!歌手啊!”
看起来草原是寂静而单调的,但它富有哲学意味,它使人想到社会的不平,想到那些被命运压抑的人的悲苦,但这些人的灵魂是纯洁的,精神是高尚的。
他的这些风景描写,给作品增加了一种抒情的弦外之音,它往往代替了作者的逻辑判断,非常细腻而坚定地把作者的思想和结论提示给读者,表明作者对黑暗王国的憎恨,对俄国前途的关心和对未来的向往,是抒情之中有锋芒。
莫泊桑同契诃夫颇有不同,他更善于以清晰合理,坚强有力的具体事实及生动感人的情节的描写,侧重写人情世声,充分显示出他的社会风俗画家的才能。
如著名的短篇小说《羊脂球》,作者在作品中描写了普鲁士军入侵,国家经受巨大考验的时期,社会上各个阶级、阶层表现的各种不同的态度。
那些州参议员、假民主党人等对国家的灾难、民族的危亡全然不顾,竟然向普军妥协和卖身投靠,而只有法国的普通人民对侵略者充满了爱国主义的憎恨,妓女羊脂球就是这样的人。
他们对她先是歧视冷落,不屑一看,而当他们饿得饥肠辘辘时,就对她百般的讨好,装腔作势,不一会儿就把羊脂球所带的三天的食物分瓜一空,而后为了保全自己竟然出卖了羊脂球,表现了一副不顾廉耻、损人利己、阴险毒辣的丑恶嘴脸,羊脂球对他们充满了厌恶与憎恨。
又如《我的叔叔于勒》,作者运用了不露痕迹的转换手法及恰当的结构上的巧妙,具体地描写了菲利浦夫妇对于勒的态度的变化,有钱就是“好兄弟”,是“福音”、“希望”,没钱就是“恐怖”、“祸害”、“穷老头”,当于勒落魄变成了卖牡蛎的脏老头时,这就把小说的情节推向了高潮,引来了菲利浦夫妇急剧纷繁的内心活动,使平淡的事实描写中起了波澜,他们的自私、贪婪的性格也就更鲜明突出,从而更好地揭露了社会中金钱决定一切的罪恶。
契诃夫的朴素在于他善于在日常的琐事中发掘人生的悲剧,而且往往以悲剧取胜,在于他就日常最细的人生中取其许多偶然的零碎断片,借此发出一种悲壮的气势,我们在他那平静的笔调下可充分感到心头的沉痛。
他对人对己都不隐瞒,他既不直说,也不让读者昏睡,而是藏在背后,质问他的良心,使他焦虑不安,提醒人们,他们“生活得很坏”,这里包含他对人的最终胜利的信心。
如《苦恼》,作品中的老马车夫姚纳,他唯一的儿子死了,他忍受了这个沉重的打击,但他却忍受不住自己的孤独,他要把自己满腹的悲痛向人申诉,但却没有一个人愿意理睬他。最后,他只得把儿子是怎样死的情况和痛苦向他唯一的老马诉说。
这个故事是多么的凄凉,但它不是使人悲观绝望,不是使人颓唐,而是激起人对黑暗社会的憎恶、不满和反抗,突出地表现了作者的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
契诃夫的朴素还在于他常把日常最琐细的言语让其充满深刻而悲壮的意义放在字里行间,以激奋和感染读者。如《万卡》中的小万卡苦苦哀求他爷爷:
“带我离开这里吧,不然我就要死了”,“亲爱的爷爷,来吧!”
他用一个孩子所能想到的一切哀求爷爷,这种扣人心弦的描写,怎能不使人心醉落泪!这是一个九岁的孩子向黑暗的社会发出的强烈控诉。
契诃夫重人的形、声、态的描绘,往往用那出色的幽默和机智来代替自己对这些人和事的评价,这就叫做“契诃夫式的幽默”,他是用一种诗人崇高的语言和幽默家的温和与微笑来描写人生的丑恶,他的幽默含有辛辣。
如《挂在脖子上的安娜》中安娜的丈夫杰斯特,他本来是个富有的高官显贵,但他结婚不举行宴会,代之以夫妇参拜圣地,这样既掩饰了自己的吝啬,又博得了把宗教和道德放在第一位的好评,他去剧场舍不得花钱,权衡半天才买了一瓶汽水,宁可自己喝得流出眼泪,也不给妻子安娜一滴。
这种别开生面的幽默不正是显露了这位达官贵人的吝啬、虚伪的性格特征吗?真亏作者想得出如此出色的幽默的形态描写。
他的幽默还表现在,故事的结局往往出人意料和平淡无奇,好像跟故事的开头很不相称。如《可怕的一夜》的主人公巴尼奇金,参加了一个招魂会,斯宾诺沙的亡灵预言他的生命不久就要结束。巴尼奇金回到家里,果然看见他的房间里放着一口盖着锦缎的棺材,他的几个朋友也在自己家里看到同样的东西,他们都吓坏了。可这件怪事的谜底却非常简单和平淡,原来是一个熟悉的棺材商,为了逃避债务,怕被查封,把他的财产分头藏到朋友家里,真是平淡之中有辛辣。
所有这些,表明契诃夫能把日常琐细的言语注入深刻的意义。他的讽刺和幽默伴有隐藏的微笑,是挖掘种种社会现象内在矛盾的结果,挖掘生活中常见的,谁都不以为奇的事情的结果。
他的幽默轻松愉快却不流于庸俗低级,因为那笑是来自事物内部而不是外加的;他的讽刺,尖锐深刻,但不失于尖酸刻薄,因为他的嘲笑、鞭挞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至可恶的社会现象,旨在唤起对合理生活的追求。
莫泊桑则偏重于人物的具体刻划,善于把所有的情绪都极精密地压贮在小说中,以激励读者的情绪,因此他笔下的人物总是栩栩如生,维妙维生,呼之欲出。
如《羊脂球》中的人物个个都很典型,谁能忘记羊脂球在车里邀请同伴吃饭时那种既慷慨又有自渐形秽,不敢启齿的可怜相,三个资产者都很有钱,是“双手擂在裤袋里弄得金钱叮鸣响的阔佬,乌先生是个暴发户,市侩气很重,不但眼睛也盯着羊脂球那盆鸡,还搭讪着说:“这位老老比我们想的周到得多”后来自己吃了还替老婆求情,那两位虽馋得垂涎三尺,却还放不下臭架子,当羊脂球邀请他们时,竟虚假地说“我们只好依实领情了。”
莫泊桑在展现人物的精神世界时,并不解释一个人物的精神状态,而是寻求这种心理状态在一定的环境里使这个人必定完成的行为和举止。作家并不把心理分析铺展出来而是隐藏着,将它作为作品的支架,就如同看不见的骨骼是人身体的支架一样。
如《项链》中的玛蒂尔特,由于她生长在职员的家庭,使她只能嫁给一个小科员,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金钱权势又不时地搅乱了她的灵魂,于是她追求、膜拜,甚至想入非非,总觉得自己生来就配享受各种精美豪华的生活,可拮据的小职员的生活使她十分懊恼和痛苦,作者通过她的幻想、她的虚荣心和现实的矛盾来展现她的内心世界。
这里看不到作者对玛蒂尔特有半句谴责,而实际上隐藏着作者的批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十分巧妙、十分隐蔽,看上去又十分简单的手法。
契诃夫和莫泊桑的朴素还表现在细节描写的单纯、凝炼。契诃夫能从日常生活中抽出具有典型意义的细节,并能凭人物的某些内部或外部的特征、姿态和动作,几笔就能画出一个人物肖像来。
如《在峡谷里》的阿克辛尼雅,作者这样写道:“阿克辛尼雅长着天真的灰色眼睛,难得眨一下,脸上老是带着天真的笑容,那对一眨也不眨的眼睛,长脖子上的小脑袋,苗条的身材,都有点蛇的样子。她配上周身的绿色,配上那黄色的黑麦田里探出头来晚着行人的一条蛇。”
寥寥数语,把她的外貌和她的阴险的本质给说出来了。在作者看来,艺术印象的力量不是可以通过详尽无遗地列举对象或现象的一切特征而获得的,而要通过选择一些能迫使读者思索的突出的细节才能获得的。
而莫泊桑则往往是在人物事件的描绘中突出细节描写。它不是流水帐似的琐事,它不但加强了对人物性格的渲染和区别,也加强了文章的真实性和生动性。
如对羊脂球带的一篮食品进行了实写,除了冻鹅外,还有鹅肝冻、铁省冻、熏牛舌,加上梨和点心,四瓶葡萄酒,外加一雌醋泡黄瓜及蒜头等,这是非常符合妇人嗜好的一个细节,也正是这些丰富多样的食品,引起了资产阶级老爷、太太们垂涎三尺,完全忘记了先前的“高雅”,露出了俄狼般的眼光,不一会把这些食品一扫而光。
可第二天上路时,同车的这批“正人君子”却把她当作肮脏货扔在一边,作者在实写中采用对比法,彻底显露了他们的伪君子的原形。
总之,他们俩各以精湛的艺术技巧,描写了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人物及他们的遭遇,反映了他们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因此,他们的作品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一面镜子。但由于他们所处的时代及社会的不同,个人经历世界观的差异,他们在艺术手法及风格上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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