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为世界短篇小说巨匠的契诃夫与莫泊桑,在创作上有何相同之处?

bdqnwqk4个月前学者7

简单说,二者都是短篇小说巨匠。

就个人而言,二者也是我很喜欢的作家。

地位上,二者都是极其优秀的短篇小说家,在各自语言领域都独树一帜,享有极高的声誉;风格上,二者都擅长白描,喜欢用简单明了的语言刻画人物,洞察人物心理,描绘日常生活的事;作品上,都喜欢聚焦小人物,采用以小见大的模式,通过描绘普通人的生活,揭露或批判社会中存在的问题。

下面我将结合作品,谈谈二者的同异:

1.莫泊桑是艺术家,追求描绘;

2.契诃夫是深思者,尽量呈现;

莫泊桑:小说中的艺术家,工于描绘莫泊桑被誉为现代短篇小说之父。他的小说形式简洁,情节连贯。这跟他师从福楼拜也是分不开的,语言风格很是简洁,善用短句,擅长刻画人物心理,通常采用散文式叙述。值得一提的是,莫泊桑描写女性十分在行。

如果,只谈两人在故事的流畅性、情节的连贯性,文章的可阅读性,莫泊桑更强。

1.擅长使用第一视角

比如《我的叔叔于勒》,以第一视角带入,讲述了“我们”一家在轮船上无意中发现多年流落他乡的叔叔于勒,不仅没有腰缠万贯,反而穷困潦倒时,展开了一系列“变色龙”的看法。

故事梗概:

于勒写信来,告诉“我们”他发了财,不久将走水路回来。于是,于勒成了全家的希望,这封信也成了“福音书”。“我”的二姐,也得益于给人看了这封信,顺利出嫁。全家人都在热切期盼他早日回来,父亲会对着过往的船只说:“如果于勒在这船上,那该多么叫人惊喜呀!”母亲也常说:“只要这个好心的于勒一回来,我们的境况就不同了。他可真是个有办法的人。”

直到有一天,“我”的父亲在船上无意中发现一个衣衫褴褛的老水手就是于勒。戏剧性地来了,母亲立即破口大骂:“我早就知道这个贼不会有出息,早晚会来缠上我们。”当“我”由于同情自己的亲叔叔而付给他半法郎小费时,母亲又骂:“拿半法郎给这个无赖!……”

陡然间,于勒就从“全家的希望”,变成了“没出息的吸血鬼、无赖”。因为有钱富贵,父母盼他念他,因为穷困潦倒,父母踩他骂他。变色龙一样的父母,让“我”深刻认识到“金钱才是第一”。

思想意义:

《我的叔叔于勒》是莫泊桑的经典作品。它以“我”的视角切入,描绘了我们一家对“于勒”有钱没钱的前后巨大变化,这种反差直接体现了当时“资本主义至上”的思想。作品的核心,反映出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下层人民生活艰难,由于金钱利益纠葛,变得人性扭曲,亲情淡漠。虽然题目叫《我的叔叔于勒》,但是重点却并非于勒本人,也没有温馨亲情,反而重点放在“我”的一家,使读者代入感极强,不费笔墨,便极尽讽刺。

2.情节离奇呈现多样性

比如,大家熟悉的《项链》。没有多余的旁白,没有作者的感情赘述,完全靠读者自己读,自己感悟,任由读者自己评判。

马蒂尔德向朋友借了项链参加舞会,却不幸弄丢了。为了弥补,她买了一条新项链还给了朋友,并用了十年时间辛苦劳作赚钱,还清了买项链的负债。

有人说她就是爱慕虚荣,活该用十年认清自己。可追求好的生活,好的物质条件并没有错。错就错在,她弄丢了项链,却不敢坦白。也许是怕朋友生气,伤心,责怪她不小心,但她始终一语不发。

她的丈夫也没有一丝埋怨,反而和她一起,背负巨债,用了十年慢慢偿还。他包容着妻子,又理解妻子的善良,只是因为隐瞒,浪费了他们本该美好的十年。

路瓦栽夫人现在显得老了。她成了一个穷苦人家的粗壮耐劳的妇女了。她胡乱的挽起头发,歪斜地系着裙子,露出一双通红的手,高声大气地说着话,用大桶的水刷洗地板。但是有时候,她丈夫办公去了,她一个人坐在窗前,就会想起当年那个舞会来,那个晚上,她多么美丽,多么使人倾倒啊!

现实与理想的落差,现状的潦倒与以前光鲜的对比,细节的描述加动作的描写,生动地勾勒出了这个饱经风霜的妇人。但作者没做任何情绪的表达,无论你是觉得她可怜,还是觉得她可恨,或者觉得她活该,全由读者自己定论。

其他像《首饰》等,均是如此。包括成名作《羊脂球》,风格虽然简洁,但寓意其中,均选择让读者自己挖掘。《雪夜》这种,带有明显异化风格的作品,也如此。

3.人物都饱含强烈的欲望

小说三要素,地点、人物、情节。其中,人物塑造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着一部作品的好坏。莫泊桑笔下的人物,都带有明显的个人特色,虽然都是小人物,但人物动机,人物的欲望都是直接明了的。

所以,他的故事虽然以小人物为主角,却十分有戏剧性。尤其是普法战争期间的作品,受爱国主义影响,资产阶级都被塑造的无能软弱,而且情节都近乎以小见大。

比如1875年,25岁的莫泊桑首次发表小说《人手模型》,杀人犯的手做的模型竟然复活了,动机十分纯粹,就是“图谋不轨”,很符合杀人犯的身份。虽然属于虚幻主义,但仔细读来,莫不是讽刺满满。

尤其是他的成名作品《羊脂球》,背景设定在19世纪虚荣浮夸,奢靡堕落的法国。通过羊脂球的境遇,揭示了不同社会阶层的人性。

为了生计,羊脂球不得不一次次为他人奉献。人们笑她,利用她,又讥讽她的肮脏,但面对她换来的食物,却大快朵颐。上流社会的正人君子们,如此贪婪自私,而社会底层的羊脂球,却如此善良纯净。面对危险,这些贵族的嘴脸又是如此不堪。即使是想羊脂球献身,却说得道貌岸然,绑架之情溢于表里。

“这么说您是愿意让我们留在这里,和您一样等普鲁士军队吃败仗之后,冒着遭受他们种种虐待的危险,而不肯随和一点,答应做一次您一生中经常做的事吗?”

人性的洞察,人物的动机,在莫泊桑的笔下,都十分出彩。底层的羊脂球,虽然地位卑微,却坦荡无私。她愿意奉献自己的食物,不惧上层人物的指指点点。可面对奉献自我,她也能坦然拒绝。这样一个爱憎分明的人物,却是贵族定义为“社会耻辱”的下层人,不得不说很讽刺。

通篇文章,莫泊桑几乎不带主观色彩,只是简单叙述,偏偏这简单叙述,让读者生出无限愤慨,被挑起最直接的情绪。

所以,如果想看一篇完整又情节动人的小说,体验绘声绘色的叙述,莫泊桑更强。

契诃夫:小说中的思想者,尽量展现契诃夫,其实前后期完全是两种风格。他的小说紧凑精炼,言简意赅,通常给读者留以独立思考的空间。这和莫泊桑,说事不论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契诃夫始终坚持现实主义的写法,重在描写小人物的生活日常,将他们塑造得有血有肉,性格典型。最为人们津津乐道是他的黑色幽默,对小人物的洞察。

众所周知的《变色龙》、《凡卡》、《苦恼》之类,表达形式都十分轻巧,语言叙述和情感动机也很巧妙。那个时期,契科夫擅长用漫画化的手法,描绘各色小干部,用简单的故事,蕴含深度的讽刺,让人读来震惊又唏嘘,很像果戈里的风格。

1.闹剧之下蕴含人生百态

24岁他写《变色龙》,生动地描绘了一出出闹剧下的人生百态,细节之处,让人们深刻见识到一个人曲意逢迎,趋炎附势到顶级的丑态,以及对无聊看客的讽刺。

高尔基曾对《变色龙》这样评价:“一个荒唐的时代,一个善变的警察,一条无辜的狗,一群无聊的人。给我们上演了一段可笑而又使人压抑的故事。”

一个无聊的人,用烟卷戳到狗的脸上去,结果被狗咬了。正好碰到奥楚蔑洛夫这个变色龙主持“公道”。此时,看客纷纷围了上来。用契科夫的话来说,这周围的看客就像“一下子从地底钻出来的”一般。围绕着这场闹剧,在一群无聊看客的围观下,奥楚蔑洛夫(即变色龙)开始了一场史诗级的表演——变脸绝活。

奥楚蔑洛夫微微向左一转,往人群那里走去。在木柴厂门口,他看见那个敞开了坎肩的人举起右手,把一个血淋淋的手指头伸给人们看。他那半醉的脸上现出这样的神气:“我要揭你的皮,坏蛋!”就连那手指头也像是一面胜利的旗帜。

变色龙听到歪曲的事实后,对狗的态度是“疯狗”“野畜生”“混蛋”,十分想树立自己的权威。当他得知这是将军家的狗,他大骂被咬的人,欺负小狗简直是“鬼东西”。旁人说不是时,他又信誓旦旦地要帮受害人讨回公道,“要好好教训狗”。

有人说是时,他大骂被咬的人“狗崽子”,“混蛋”,伤害了狗。说不是时,他直言要“弄死这条野狗”当 厨师说,那是将军哥哥的狗,变色龙再次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立马“整个脸上洋溢着含笑的温情”,以第六次结尾,恐吓被咬的人“我早晚要收拾你”,然后他自己裹紧了新大衣,径自离开了……

不得不说,契诃夫是非常犀利的,短短千余字,就将一个见风使舵的人物形象,淋表现得淋漓尽致,又十分丑陋。

文章中的动作描写,更是十分活灵活现地展示了变色龙的猥琐。“脱下大衣”“整个脸上洋溢着含笑的温情” “把大衣穿上”“裹紧了大衣”等细致入微的细节,直接披露出一个“社会人”游刃有余的扮演着不同角色,并心安理得地适应着这种改变。

与此同时,契诃夫还用辛辣的讽刺和批判,道出了世间百态:无辜的小狗,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围观者,无聊至极,拿烟卷戳狗鼻子的被咬者,还有那个活跃在围观舞台上,拼命表现的变色龙……

短短千余字,简单的人物,一人一狗,一评判一群看客,就描绘出一副折射现实的镜子。这份讽刺,更加深远。

2.触及弱势群体的灵魂

26岁那年,契诃夫写出了《烦恼》和《凡卡》。他没用太冷峻的笔调,就开始触及弱势群体的灵魂深处。他笔下的小人物,十分接地气的就是小人物本身。而不是文艺腔调的小人物,也不是高高在上看客眼里的小人物。

28岁时,契诃夫发表了《草原》,因此他得到了俄罗斯科学院的普希金奖金。这意味着他的作品被认可,他的文学地位有所改变,他不再是幽默作家,虽然这是他抹不掉的标签,但他已经算是被认可的严肃小说家了。

30岁那年,契诃夫去了库页岛,暴力肆虐横行的俄国就像一座阴暗的令人窒息的监狱。当他看到流放地的苦难,那种求生的欲望夹杂在艰难的环境里,他突然沉默了。从此,那个幽默滑稽的契诃夫逐渐流逝了。他甚至为自己有过《变色龙》这样的小说而苦恼。

他说,“无论我如何变化,读者总还希望我给他们讲点笑话。”

3.深度作品尽显沉郁顿挫

30岁之后的他,像是人类史上最忧郁的小说家。《农民》、《挂在脖子上的安娜》、《第六病室》,没有了往日的幽默讽刺,取而代之的是沉郁顿挫,深刻敏锐的现实。他的作品,也从此更有深度。

《第六病室》,对残酷压迫人民的沙皇专制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抗议。对勿以暴力抗恶进行了深刻讽刺。

拉京医生是勿以暴力抗恶学说的信徒。作为一名医生,他明知所处的医疗机构道德败坏、脏乱无序,却放任不管,认为偏见以及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坏事和丑事都是必要的,并且对就诊十分厌烦,觉得痛苦没什么不好,人与万物一样终究是要死的。

拉京医生还是彻底的虚无主义者。他信奉的理论被格罗莫夫批判为:好方便的哲学:不用做事而良心清清白白,并且觉得自己是大圣大贤……这不是哲学,不是思想,也不是眼界开阔,而是懒惰,托钵僧作风,浑浑噩噩的麻木…… 直到他被投进第六病室,才幡然醒悟,意识到勿以暴力抗恶理论的空想性、虚伪性,进而痛苦地自省:我们软弱啊,拉京的不抵抗让他最后不可避免地走向灭亡。

可以说,契诃夫在拉京身上寄寓了非常深刻的用意。一方面借拉京的身份,批判了当时知识界弥漫的懒惰麻木的氛围,另一方面又借拉京的信仰批判了黑暗的残酷,最后借拉京之嘴,淋漓尽致地抒发了“软弱使人灭亡”之情,并发出振聋发聩的呐喊!

整部作品,极其富有感染力。它深刻地向我们揭示了:面对黑暗的社会现状,我们不能沉溺于宗教的美好幻想,自我麻痹,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到现实种种的不合理与不正当,勇敢地起来反抗,投入改造世界的实践中。

就像鲁迅说的,“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

托尔斯泰他精确到位的描写,十分推崇。评论道“每一笔的意义都独一无二!”

4.精致优美与残酷现实的对撞

早期的契诃夫,和莫泊桑一样。语言精练,行文简短,但文字平凡又朴实。但后期的契诃夫,已然发生巨大蜕变。莫泊桑追求始终精致优美,只是后期的病痛折磨,使他文章更加真实。

这也是契诃夫后期作品,苦涩阅读性不高的原因。但莫泊桑的作品,始终缺乏这种扑面而来的呼啸,即使悲痛也不曾深入骨髓,尚未上升到民族骨子里的痛,这与作家个人经历也有关。契诃夫中后期的作品,很是残酷,让人读了无法发笑,反而苦涩无比,生出无限感慨,甚至读完了还会沉浸其中良久。

类似的还有《农民》,简直沉痛无比。到了后期,契诃夫这种营造悲惨甚至恐怖氛围的能力,已经到达了黑化的地步。不动声色,寥寥数笔就能描述苦难者的窒息,像鲁迅的《祝福》,名为祝福实质却为救赎。形式上,契诃夫也不再拘泥于完美的格式,开始尝试更多现代小说风格。以至于,到了后期甚至有卡夫卡的影子。

不过,这倒不是说他不行了。只是沉痛的苦难,升华了他,让他开始着力于雕凿俄罗斯的民族性。比如纳博科夫,就很欣赏这时的契诃夫。

他曾这么评价:“文体糟糕、叙述凌乱、主题重复——但如果我要去另一个星球旅行,我还是会带上他的小说。”

5.书读百遍,其义自见

契诃夫的小说,往往读来文风犀利,像把利刃,刺痛人。让人一时难以接受,但很适合那种读书百遍,其义自见的精读。

一遍读来,些许明白却更多模糊。就像人在雾中,知其雾,却不知深处何处,难以捉摸深刻的含义。但读多了,突然就清晰明了了。像黑白默片,虽然没有声音,没有夸张得解读,却画面感非常强。人物都跃然纸上,像在大屏幕上,细腻生动地记录着一个时代的沉痛。

比如《第六病室》等,其实很像早期的鲁迅。这部小说没有众多的人物,没有复杂紧张的情节,以一间病室为主要场景,以一对知识分子为主人公,以他们的争论作为主要情节,却揭示了极其深刻的主题思想。只是,他意识到了黑暗,想表达,想抓取,却没有办法,只能传达黑暗。

不过,让人难过的是。相比较莫泊桑得花柳病去世,契诃夫却是参加公益活动,结果被病感染去世的,实在让人难以释怀。

对比:顿觉眼前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1.众生皆苦,苦中带涩

莫泊桑的苦,藏于平淡之中。甜也淡,苦也淡,总有那么一种不经意间,打动人心的感觉。契诃夫的苦,却有种宿命般的深沉,虽然已不可疗救但又抒发地酣畅淋漓,让人读来顿生痛感。

也许是俄国的地理环境,人文环境滋养了契诃夫。他的短篇小说,总有一种混合地理的痛感,给人醍醐灌顶的感觉,又带有一种生冷猛烈的味儿。

虽然后期的莫泊桑,也有意抨击社会现实。但他始终缺点力度,有种绵里藏针的感觉。更不同于鲁迅意在唤醒群众,对精神层次进行治疗,契诃夫像是无处可逃的黑暗感。这与他本人的性格有关,更跟他后期的经历有关。

2.民族气质造就二人不同

法国,总是让人联想起法式风情。优雅的美丽,浪漫的魅力。尤其贵族阶级,与平民阶级由于环境的差异,造就了不同的性格。莫泊桑很擅长捕捉情绪,并描绘这种心理差异,尤其善于欣赏。

俄国,让人联想到的是沙皇的专制。阶级的等级森严,下层人的卑微渺小,总让人感慨万千。契诃夫,就像战士一样,干脆利落地劈开了那层隔膜。拨开乌云后,让人洞见黑暗,发现残酷。让人震惊,让人失语,让人痛心,更让人流泪。但却让人不敢深究,不敢多想。

时间久了,人们反倒忘了契诃夫的残酷,忘记了那种初始的冲击感。莫泊桑那平淡无奇,波澜不惊的叙述,在许久以后,却突然冒了出来。让人发觉,原来这就是生活,这就是他笔下的那人。惊觉至此,往往读书人已经成为书中人,在平庸琐碎的生活中,人人都像莫泊桑笔下的小人物。虽然波澜不惊,但就是处处存在。

3.人写小说,小说写人

小说的传统是以“人”为中心,刻画人物的一言一行,但二者的关注点却有所不同。契诃夫前期嘲讽的是人性的苟且、怯懦和畸形,后期重视的人性的软弱,民族和社会的灰暗;莫泊桑前期关注的是人性中的爱、谎言、贪婪与背叛,后期重视的资产阶级的腐朽堕落,寻求生的意义。

《珍珠小姐》里有一句,Mais c'est une perle, une vraie perle,和《幸福》里的一句 Oh, oui, très heureuse, 仿佛山涧中的吊桥,又像是横跨江流的吊索,安静沉默地日复一日,你若不看它,便不见它的承受力。但当你望去,跨上去,你才发觉两岸隔着的,不只是空间,还有时间。就像过去与未来,极目凝望,永难相会。

然而,人总是要向前的。来来回回的车马喧嚣,深深浅浅的古今足迹,你很难忽略哪一个。你总有机会瞥见它,靠近它,当你静下来看它,它便安静地呆在那里,不言不语却提醒着你,时空变了,悲喜变了。不痛不痒间,你发觉碌碌无为的不只是小说里的人物,还有自己。于是,生活的平淡,就多了几分耐人寻味。

4.现实主义文学两开花

契诃夫,代表着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个巅峰。无论是前期的讽刺幽默,还是后期的揭露批判,对于小人物的洞察,他十分精准,又鞭辟入里。

他的小说,对于细节的把控非常到位,擅长用纯客观的描写,来表达情绪,进而带动读者去境感悟。

莫泊桑居中,在细节描写方面,更擅长心理刻画。小人物发生小事件,心理情绪的转变,波动起伏是他非常擅长的。

契诃夫的小说,表面上缺乏很强烈的冲突,属于平凡人的悲剧。形式上,也不追求各种花哨的技巧,不刻意摆弄结构,不明显暗示产生讽刺的巧合。但正是这种不拘泥于形式,反而使得他的小说表现效果非凡,后期到达了艺术家的境界。

有趣的是,契诃夫曾经赞扬莫泊桑说:“论写短篇小说,莫泊桑已是王,在他之后实在没有什么短篇小说可写了。但大狗叫,小狗也要跟着汪汪叫一阵。”

总结:二人互为影子,有异曲同工之妙契诃夫与莫泊桑,都是短篇小说的集大成者,有异曲同工之妙。

毛姆曾经说过:“世界上的短篇小说只有两种,一种是契诃夫式的,一种是莫泊桑式的。”

契诃夫,擅长文字中营造忧郁的感觉,塑造故事背景,直达读者的体内,深深感染后,再一下子击垮读者的心。

莫泊桑,擅长短篇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善于干净利落地讲故事,讲人情世故,讲人的欲望。结构明显化,通常都是人在利益的驱使下做了某件事,结果是事情没办成,人也落得悲惨下场。

毛姆还说,“契诃夫是一个很好的短篇小说家,但有他的局限;而且他把自己的艺术建筑在这些局限上,这是他明智的地方。他没有本领编造一个紧凑而生动的故事,诸如人们可以在晚餐桌上讲得娓娓动听的那类故事,像《遗产》或者《项链》那样。”

总得来说,契诃夫更难以去学习和模仿,他每一个故事都代表着不同阶段的想法,更体现不同时期对创作的不同表达。莫泊桑可能相对好学,他的文字清晰明了,故事情节简单,但难在内在,那种平淡之中见真章的功夫,可能更难捉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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