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

　　中华民族的哲学。它致力于研究世界的本原和古今历史演变的规律，形成了自己独具民族特色的自然观、历史观、伦理观、认识论和方法论。

中国哲学的历史

[　　url]中国哲学大约萌芽于殷、周之际，形成于春秋末期，战国时代已经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中国哲学约3000年的发展历史大致可分为先秦哲学、秦汉时期的哲学、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哲学、隋唐时期的哲学、宋元明清时期的哲学、近代和现代哲学。

　　先秦 即始于夏代止于秦代以前的中国哲学。以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为最盛。主要以天人、古今、知行、名实等为研究讨论的重点。是中国哲学发展史的重要一页。

　　①天道观。即关于世界本原的根本观点。因其围绕着对天以及天人关系的不同理解而展开论辩，故称天道观。先秦各派哲学都依自己的天道观立论。商统治者将天人格化，视为至上神，称为“帝”或“上帝”。祭祀、征伐、田猎、行止等都以占卜的结果行事，表现出唯心主义世界观。《尚书•洪范》记载殷代贤人的言论，一方面保留了殷商信奉上帝的观念，同时认为五行为世界的五种基本物质，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成分。约产生于殷周之际的《易经》将早期八卦观念系统化，以乾（天）、坤（地）、震（雷）、巽（风）、坎（水）、离（火）、艮（山）、兑（泽）八种基本的自然现象说明宇宙的生成及万物间的联系和变易，在神秘的形式下包含有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西周灭殷后提出“天命”观念，主张敬德保民以顺应天命，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人为的作用。周太史伯阳父以阴阳之气的运行说明地震现象；郑国政治家子产提出“天道远，人道迩”，这都表明了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春秋末年的孔子肯定天命，但同时少言天道，主张“敬鬼神而远之”。战国初墨子反对天命，但主张天志。老子明确否认天是最高主宰，认为世界的本原是道，又讲“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尽管学术界对老子“道”和“无”的含义至今仍有争论，但老子的观点毕竟将中国哲学对世界本原的思考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以后孟子和庄子分别继承发展了孔子和老子的思想。《易传》主张太极为天地的本原，提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命题；《管子》以“精气说”强调天的物质性；荀子肯定“天行有常”，提出“制天命而用之”；韩非继承了老子、荀子的思想，对老子的道进行了改造。上述观点使先秦的唯物主义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与天道观相联系，先秦哲学还具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孔子提出“两端”、“过犹不及”的观点，反对片面性。老子主张“反者道之动”，看到了对立面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易传》提出“生生之谓易”，“一阴一阳之谓道”，肯定事物对立面的相互作用是事物发展的原因，对立面的相互转化是普遍的规律。

　　②人道观。即关于人生和为人之道的根本观点。相对于天道观而言称为人道观。它也是先秦哲学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随着周代“以德配天”思想的形成和西周末的疑天思潮的蔓延，兴起了注重人事的观念。子产强调人道的重要性。孔子提出了以“爱人”和“克己复礼”为中心内容的仁的学说。墨子主张“爱无差等”，提倡“兼相爱，交相利”。老子反对各种具体的道德说教，主张以“无为”、“抱朴”为理想人生。孟子在孔子“仁”的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仁义礼智”，并进而探讨人性问题，提出了性善论。而同时代的告子主张“性无善无不善也”。荀子反对孟子的观点，主张性恶论。庄子发挥老子的无为思想，提出“无以人灭天”，反对积极入世，追求“逍遥”的精神境界。

　　③古今观。即历史观。春秋以前中国哲学的历史观的基本形式是天命论，认为天生下民，授命君主治民，社会治乱取决于君主是否顺天应人。西周末社会发生巨变，人们对历史特别是古今问题亦形成许多新见解。伯阳父认为自然环境的变化会影响社会的经济状况，据此预言西周将亡。诸子百家中，儒家承认历史的变化，但强调古今间的继承关系。孔子考察了礼的因袭和损益，注意到社会的变化对礼的影响，主张维护周礼；孟子把社会的发展理解为一治一乱的转化过程，肯定先王之道的普遍性；荀子提倡“法后王”，但也认为先王后王有一贯之道。墨家重视历史经验，主张“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道家则美化“小国寡民”的远古社会，主张绝圣弃智，复古倒退。法家与儒墨道诸家不同，强调古今不变。商鞅认为历史可分为上中下三世，韩非进而主张“世异而事异”，“事异则备变”，提出一种进化的历史观。

　　④知行观。即认识论。随着理论思维水平的提高，认识问题已引起先秦哲学家的重视，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认识的来源、认识过程和求知方法的问题。孔子承认有“生而知之”者，但强调“学而知之”。兼重学与思、知与行。墨子提出三表，以为判断言论是非的标准。孟子区别“耳目之官”与“心之观”的不同职能，指出“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老子区别“为学”与“为道”，否定感性经验，提出“致虚极，守静笃”的认识方法。后期墨家把认识分为“闻知”、“说知”“亲知”，注意到它们各自的特点和在认识中的作用。荀子对认识的来源和方法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既注重感性认识又肯定思维的能动作用，对先秦哲学的认识论进行了总结。

　　⑤名实观。即关于名称与现实或概念与实在关系的根本观点。面对春秋时名实相悖的现实，孔子主张“正名”，强调以礼为原则做到名实相符，言行一致。墨子主张“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着眼于对事物本身的把握。老子提出名的相对性问题，指出“道常无名”。庄子进而主张“大道不称”，但又认为“名者，实之宾也”，肯定实对名的决定。名家从合同异与离坚白两个方面论证概念同具体事物的关系，分析了事物及其概念的异同关系。后期墨家将概念区分为达名、类名、私名，认为它们反映的实有不同范围。荀子提出“制名以指实”，将名区分为大共名、大别名和小别名，分析了名实乱的表现，对名实问题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论述。

　　先秦哲学中提出了天人、气、太极、阴阳、道器、动静、有无、常变、心物、名实等重要哲学范畴，成为秦汉以后中国哲学发展的基础。

　　秦汉 秦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后，崇尚法家思想，“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哲学思想几无发展。汉初记取秦亡教训，缓和矛盾，休养生息，黄老之学盛极一时。随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逐渐成为统治思想。其后谶纬之学兴起，同时出现了王充等人的反正统思想。东汉后期，佛教传入，道教兴起，社会危机频仍，哲学思想呈现复杂的新局面。汉代哲学主要围绕天人关系、宇宙形成、形神关系以及古今、人性等问题展开。

　　①天人关系。汉武帝时出于巩固封建统治，论证儒家纲常伦理绝对性的需要，董仲舒以儒学为宗，吸收阴阳五行学说提出天人感应论。称天为百神之大君，天人相类，人副天数，天人感应。主张“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以天人感应论为基础形成了流行于两汉的谶纬之学。王充为代表的进步思想家提出天道自然的观点，对天人感应论和谶纬之学进行了批判。

　　②宇宙生成。在先秦天道观的基础上，汉代哲学家提出了关于宇宙生成的见解。《淮南子》认为“道始于虚霩，虚霩生宇宙，宇宙生气”，气分成天地。《周易乾凿度》提出“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也。太易者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汉代哲学还普遍使用了“元气”这一概念说明宇宙的生成。如董仲舒提到“元气和顺”；王充认为天地万物“俱禀元气”；何休指出：“元气者也，无形以起，有形以分。”西汉后期京房易学出现，形成以象数解释宇宙的形成的新的见解。

　　③形神关系。先秦哲学已有形神关系的讨论，《管子》提出“天出其精，地出其形”，荀子认为“形具而神生”。汉代哲学继续这一关于肉体与灵魂，生理与心理关系的讨论，桓谭提出烛火之喻，认为“精神居形体，犹火之然（燃）烛矣”，“烛无，火亦不能独行于虚空”。王充主张“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能为精气者血脉也，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他还通过论证阐释了人死不为鬼的道理。汉代哲学对形神关系的讨论对后世唯物主义哲学形神观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④古今之变。汉承秦制，但比较注意总结历史经验。即司马迁所说“通古今之变”。汉代学者对此的认识差别很大。董仲舒主张历史在形式上按三统循环变迁，但实质上“天不变，道亦不变”，认为朝代的更替在于天意。《淮南子》认为历史是因时而变的，故应制宜而适，不一定要废先王之道，也不必法古。扬雄也认为历史有因有革，“可则因，否则革”。司马迁否认“天道有知”，力图从人事解释历史的变迁，但未完全摆脱历史循环论。王充提出今胜于古，认为历史的发展有其必然规律，称之为“时数”，提出“让生于有余，争起于不足”，国家的治乱有其经济的原因，但对历史必然性的理解有宿命论倾向。东汉末年，仲长统否定君权神授，面对社会危机他提出各王朝由盛转衰是历史的“大数”，期冀大乱过后“来世圣人”重整社会。汉代进步的思想家承认历史是进步的，并注意到经济因素和百姓的作用对历史的影响，从而发展了先秦的进化历史观。

　　⑤人性学说。汉代学者在先秦天道观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人性问题，董仲舒提出性三品说，认为人性是自然资质，分为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3种，主要讨论对中民之性的教化问题，认为情与性相联系，主张养性制情。扬雄认为“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者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主张以封建道德标准来修养善性。王充从元气论出发，认为人“禀气有厚薄，故性有善恶也”，至善至恶的人性一般不可变，“中人之性，在所习焉”。汉代将人性分出等次是同社会的等级制度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