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说，死并不是生的对立面，而是作为生的一部分而存在。

生死问题是一个与人的一生相始终的现实问题，也是一个吸引古往今来无数哲人智者苦苦思索的迷人的哲学问题。人生在世，一方面要追求生存与发展，另一方面又时刻面临着死亡的威胁，这是一个很难解决的矛盾和困惑。正是这一现实感极强的矛盾和困感，迫使人们不断地追思和探求各种解决的办法，以摆脱生死难题的困扰。 儒家意识到人的生死乃不得不然的现象，他们明智地主张对待生死应该超脱一些。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在回答其弟子子路“死事如何”之问时说：“未知生，焉知死？”强调勿需追问死后之事，关心生而不必想到死，求知生而不必求知死。儒家“亚圣”孟子也说：“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不必过于关注和计较寿命之长短，只须致力于一己之修身立命。孟子还提出“正命”与“非正命”的观点，“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而死者，非正命也。”主张为自己的道德理念和信念而死，而不应因逆道非道而死。这和孔子所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大体是一个意思。这种“知生”、“尽道”、“闻道”的观念表现出儒家生死观的鲜明的人本主义特色。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从总体上说，儒家未曾偏离生而喜、死而悲的情感套路，据《论语》记载：颜渊死，孔子深叹：“天丧予！天丧予！”感到痛苦万分。就个体生命而言，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人死而不能复生，故儒家非常注重和讲究对死者的哀思和丧祭。 与儒家相比，道家老子主张更为超脱的生死观。老子思想体系的最高原则是：“道法自然”。在人的生死问题上，他认为生死乃是自然变化的必然轨迹，视生死为一种很普遍很平常的“自然”现象。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所谓“不仁”，即无意于为仁，或自觉无所谓仁与不仁，天地顺任自然，无所偏爱，如此方致得见其大仁，如有意于为仁，则表明有主观的意志目的混杂其中，而这并非天地的本性。所谓“刍狗”乃结草为狗用于祭神者。老子所说的“以万物为刍狗”，乃是指天地任随万物自然变化自然生灭，不加主宰左右，行其固然；“以百姓为刍狗”乃指圣人效法天地，任随百姓顺性而行，劳作生息，不加干涉阻挠，亦行其固然。总的来说，天地并无意志目的，万物之生灭变化都是出于自然的。陈鼓应先生分析说：“依老子看来，天地间的一切事物，只是依照自身的发展规律以及各物的内在原因而运动而成长。他认为天地间的一切事物都依照自然的规律‘道’运行发展，其间并没有人类所具有的好恶感情或目的性的意图存在着。在这里老子击破了主宰之说，更重要的，他强调了天地间万物自然生长的状况。” 人的生死又何尝不是如此，天地不会因为人有悦生恶死的感情而对其有所偏爱，施加恩为。老子说：“故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对于这段话我们应作两方面的理解，其一，“飘风”意指强风，大风；骤雨意指急雨、暴雨。老子哲学思想是“主静”的，因而在老子看来，“飘风”“骤雨”属于天地的违反了“道”的“静性”的狂暴行为，它们自然不会长久。其二，从另一种意义来说，在老子看来，惟有本体意义上的“道”才是永恒的无生无灭的，作为“道”的产生物的天地万物包括人类则都是有生有灭的。总而言之，人类同其他自然物一样，其生死都是很自然的，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为生命的终结而大惊小怪，见死色变。 老子也很珍惜生命，但他与后来形成的道教把长生成仙作为生命追求的最高价值是大不相同的。道教也认为生死乃是普通人的必然之途，道士们也并没有如佛教和基督教那样去精心构建一个死后的彼岸世界，而是依仗对主体本身所具有的无穷潜力的信仰，努力去寻求一条与人类的必然之途相逆的途径。而老子却反对有意识地追求长生，他提出“益生曰祥”的观念，“祥”作妖祥、不祥解。他认为有意识地以外物增益其生，不仅于生命无补，反而会走向其反面，影响生命的健康发展，甚至加速生命的死亡。 由此可见，老子所说的“长生久视”与道教所孜孜追求的“长生久视”含义是明显不同的。老子所谓的“长生久视”，其真义乃在于极尽可能顺生命之自然，无以外物害其生，求尽其天年。此者为“顺其自然”，彼者为“逆其自然”，两者在生死观上显然沿着两条完全不同的途径各自延伸。 老子生逢乱世，眼看生灵被残杀的惨相和人民受挤逼的苦相，痛心于生命的危浅。因而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关怀生命的思想主线贯穿始终，他反对人们尤其是统治者一味盲目地“厚生”、“益生”，反对强作妄为的行为，主张过一种清静恬淡的生活，主张以“自然”观生死。老子的生死观对于我们今天反对封建迷信，反对在某些地方死灰复燃的厚葬风气都有很好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