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登上哲学舞台的时候，正是以启蒙主义为主导精神的近代哲学陷入困境之时。当时，康德的批判哲学扭转了哲学的方向，被誉为哲学史上的一场革命，通常被称为“哥白尼式的革命”。

在康德之前，休谟的怀疑论不仅使经验论企图通过对经验的概括归纳获得有关自然法则的知识这一理想最终破灭了，而且也使唯理论陷入了困境：唯理论试图从理性固有的一些天赋观念推演出人类的全部知识，而休谟却证明理性所固有的观念仅与自身相关而与外在事物没有任何关系。这意味着我们不仅不能证明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而且作为科学知识之基础的理性本身也发生了动摇。

康德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因此，在认识论问题上，康德主张“调和”经验论和唯理论。但是这样一来我们便陷入了两难的困境，康德用一句话把这个难题摆了出来：我们如何能够先天地经验对象？

如果按照形而上学关于知识的传统观念，亦即知识必须符合对象才能成为真实可靠的知识，而我们永远也不可能证明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于是，康德形成了一种奇特的观念：如果知识必须符合对象这条路走不通，不妨像哥白尼提出“日心说”那样换一个角度，把知识与对象之间的关系颠倒过来，看一看让对象符合知识亦即主体固有的认识形式会有什么结果。

在康德看来，问题由此便得到了完满的解决：一方面，我们的知识的确必须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之上，但是另一方面，进行认识活动的主体本身亦具有一整套认识形式，由于这些认识形式在经验之先并且作为经验的条件而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之中，因而便使知识具有先天性或普遍必然性。换言之，经验为知识提供材料，而主体则为知识提供对这些材料进行加工整理的形式，知识就其内容而言是经验的，但就其形式而言则是先天的。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由此得到了证明。这就是被人们称为“哥白尼式的革命”的康德哲学革命。

现在我们再来谈谈康德“哥白尼式的革命”所带来的双重影响：

1. 消极方面：如果对象必须符合主体的认识形式，那就意味着事物对我们来说被划分成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通过主体的认识形式所认识的事物，即“显象”；另一方面是未经认识形式限制因而在认识之外的“事物自身”、“物自体”。也就是说主体先天的认识形式虽然构成了知识之普遍必然性的根据，但是亦限制了我们对事物的认识：我们只能认识事物对我们的显象而不可能认识事物本身（因此自然科学是可能的，但不是完全可能的，而形而上学是绝对不可能的）。

2. 积极方面：虽然认识形式的限制体现了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但是另一方面它也表明在我们的认识领域之外还有一个不受认识形式限制因而可能是无限自由的领域。于是就为理性的另一种能力亦即实践能力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天地，这就意味着在认识形式限制之外的一切都具有了自由的可能。

由此可见，康德的哲学革命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它通过主体先天的认识形式来确立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另一方面则通过对认识能力的限制为自由开辟道路，而且这后一方面真正体现了康德哲学的根本精神。

至于康德如何证明所谓“哥白尼式的革命”的理论正确性、如何对理性本身进行批判，详见《纯粹理性批判》或关注本人头条号的推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