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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号卓吾,又号温陵居士,福建泉州人。生于明世宗嘉靖六年(1527年),卒于神宗万历三十年(1602年)。

泉州从宋代以来即为对外贸易港口。李贽的祖先曾从事航海经商。他的父亲以教书为生。嘉靖三十一年李贽在福建乡试中举,以后做过二十多年地方官。万历九年李贽弃官到湖北黄安定居,从事讲学和著述。

一、以异端自居的李贽

李贽曾师事泰州学派的王襞,对王畿和罗汝芳很尊敬。李贽的言行被当时的封建卫道士们攻击为“异端之尤”,而李贽也以异端自居,并公开向封建卫道士们宣战:“今世俗子与一切假道学共以异端目我,我谓不如遂为异端,免彼等虚名加我。”

李贽的“异端”言论非常尖锐泼辣。《焚书》和《续焚书》是他与当时的道学先生们针锋相对的论战集。他自己在解释为什么叫“焚书”时说,因其中多半是“忿激语,不比寻常套语。恐览者或生怪憾,故名曰《焚书》,言其当焚而弃之也”。

《焚书》的写作目的是“将《论语》、《孟子》逐节发明”。就是将《论语》和《孟子》的疵谬逐一揭发。这对奉孔孟为圣人的封建卫道士们来说,自然是异端叛逆者的行为。

《藏书》是他对战国至元亡八百多个历史人物重新评价的历史著作。《续藏书》则是他对明代历史人物的评论集,也是他的明史专著。他认为历史上被封建卫道士们所推崇的圣贤只是“浮名传颂,而其实索然”。

李贽在这两部著作中作了不少翻案文章,他自己说这是为了“以其是非堪为前人出气”。他用自己的观点进行历史的批判,同时也表示他的“精神心术所系”,即批判历史是为了批判现实。

李贽对程朱学派的“理”进行了批判,认为世界最初只是阴阳二气,并没有在阴阳二气之上的理。他说: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然则天下万物皆生于两,不生于一,明矣。而又谓一能生二,理能生气,太极能生两仪,何欤?夫厥初生人,惟是阴阳二气,男女二命,初无所谓一与理也,而何太极之有?以今观之,所谓者果何物,所谓理者果何在,所谓太极者果何所指也?”

李贽在这一段话中,说得十分清楚,宇宙间最初只是阴阳二气产生万物,根本没有什么产生阴阳二气的理,更没有什么在天地之上的太极。

二、对于儒学的广泛批判

李贽虽然对程朱学派客观唯心主义的“理”作了批判,但他自己在解释宇宙时,却陷入了佛家唯心主义的窠臼。他不承认物质世界的独立存在,认为社会生活与自然现象的“人伦物理”都是“真空”的表现。

因此“学者只宜于伦物上识真空,不当于伦物上辨伦物”。这就是说,人伦物理不是独立存在的,而应从“真空”去辨识它的存在,因它只是“真空”的显现。李贽所说的“真空”,即是佛教在论述宇宙时所虚构的最高的精神性本体。

宋明理学家都把孔子的言论奉为神圣的教条,四书五经被封建统治者视为“行赏罚”的定本。李贽大胆地提出了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观点。他指出,是非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进展而改变的,不应该把孔子所说的话作为永久不变的定论,他说：

前三代,吾无论矣,后三代,汉唐宋是也。中间千百余年而独无是非者,岂其人无是非哉?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然则予之是非人也又安能已!夫是非之争也,如岁时然,昼夜更迭,不相一也。昨日是而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后日又是矣。虽使孔子复生于今,又不知作如何非是也,而可遽以定本行罚赏哉!

李贽反对封建正统派“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这表现了他反传统反教条的无畏精神。他在强调是非随时代变化时,提出了“是非无定质、无定论”的观点,他说：

人之是非初无定质,人之是非人也亦无定论。无定质,则此是彼非并育而不相害;无定论,则是此非彼亦并行而不相悖矣。然则今日之是非,谓予李卓吾一人之是非,可也;谓为千万世大贤大人之公是非,亦可也;谓予颠倒千万世之是非,而复非是予之所非是焉,亦可也;则予之是非信乎其可矣。

李贽提出是非无定质、无定论,否定了是非的客观标准,取消了客观真理,陷入了相对主义。这是他的主观唯心主义所使然。

李贽竭力宣扬“童心”说。他把“童心”称做“真心”。

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

李贽的“童心”说,是由泰州学派罗汝芳“赤子之心”说发展而来的。这种“童心”是真诚的,不是虚假的,是一种未受官方御用思想侵蚀过的原始的天真纯朴的精神状态。

它与王守仁的“良知”说不同,王守仁认为良知即是义理,是否合乎天理,要以良知为准则。李贽却相反,认为义理蒙蔽童心,义理懂得越多,童心丧失得越多。因此,李贽反复强调的“童心”是“绝假纯真”。

没有受到闻见道理熏染的赤子之心。如果受到了义理的熏染,那就不是真心,就失却童心了。他说：

既以闻见道理为心矣,则所言者皆闻见道理之言,非童心自出之言也。言虽工于我何与?岂非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假文乎?盖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

假人、假言、假事、假文,这是李贽所深恶痛绝的。针对当时社会上的这些弊病,他要求“真心”、“真人”。这是要求个性解放的种表现。

封建礼教特别强调夫权,男子可以娶妾,而寡妇不准再嫁。李贽批判了男女不平等的偏见,主张寡妇应再嫁,赞美卓文君自己作主和司马相如结婚是“善择佳偶”。

这种婚姻自主的主张,在当时“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封建礼教禁锢着人们头脑的社会中,是非常大胆的新思想。李贽还明确地主张女子也可以学道,认为男女在才智上是平等的。他说:

“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人之见尽长,女人之见尽短,又岂可乎?”

李贽特别强调物质生活的重要,与理学家们喋喋不休“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教相反,他明确指出:

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世间种种,皆衣与饭类耳。故举衣与饭,而世间种种自然在其中。非衣饭之外,更有所谓种种绝与百姓不相同者也。

穿衣吃饭,解决温饱问题,是老百姓生活最根本的大计,也是最基本的要求。他认为提出解决衣饭等日常生活问题的建议,是“迩言”、“善言”,作为好的统治者就应该很好察听。

李贽在揭露批判理学家们“道心”、“天理”等的说教时,公开宣称“自私”是人的天性,“无私”则无心”。他说：

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如服田者,私有秋之获,而后治田必力;居家私积仓之获,而后治家必力;为学者利进取之获,而后举业之治也必力。此自然之理,必至之符,非可以架空而臆说也。

李贽认为人类一切活动,都出于自私自利的动机。他把封建社会地主、官僚的贪欲、权势欲和农民、手工业者等劳动人民所具有的私有心理,都等同地看成为人类的本性。这种利己主义的人性论,显然是错误的。

李贽主张“道不虚谈”、“学务实效”,对历史上变法图强的人物加以表彰,认为他们“各各有一定之学术,各各有必至之事功”,李悝变法“行之魏国,国以富强”;吴起变法“用之魏则魏强,用之楚而楚伯”。

李贽对孔孟传统思想和程朱理学的批评非常广泛,也很尖锐深刻,言论十分大胆。这在我国古代思想家中是少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