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哲学思想之所成，源于其所思的困境。

困境一，有无用之辩。

《庄子·内篇·人间世》的最后一段说：“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

而以下是《庄子·外篇·山木》：“庄子行于山中，见大木枝叶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问其故，曰：“无所可用。”庄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夫子出于山，舍于故人之家。故人喜，命竖子杀雁而烹之。竖子请曰：“其一能鸣，其一不能鸣，请奚杀？”

主人曰：“杀不能鸣者。”

庄子一定有过这样的困惑。有用则招祸，无用则被弃，何得两全法？

不过庄子自己已经寻得答案了：

明日，弟子问于庄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将何处？”庄子笑曰：“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材与不材之间，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庄子·外篇·山木》

游走于有用无用之间，处乎材与不材之间。这是种大智慧。

其二，真自由之辩。

庄子思想被称为中国古代存在主义的代表。

“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庄子·内篇·逍遥游》）

庄子的“无待”思想，与萨特的存在主义（“一切无意义，所以一切都许可”）存在着惊人的相似。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最突出的命题：“自由是人生的孤寂”。事实上，当这种可贵的自由落入人世之后，所衍生出的就是孤寂与恐惧。人类利用对其自然的文化化使自身独立出来，超脱了自然的基本定律（如弱肉强食和基因适应环境）。但人类是以群体、以社会的方式建立人类的原则而独立的，当这些原则在取得整体的人类对于自然的自由的同时，就必须压迫和限制具体个人的自由，以增强其组织性。所以，具体个人的不自由往往来源于人类相对于自然的原则的自由。他们在争取一种自由的时候，必须逃离一种自由。

庄子不肯出仕，是出于他的齐物观点。他认为万物皆为道，万物在地位上是平等的，反对对平等地位的破坏、对自由的压迫。但很明显，一个破败的世道必须由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整顿。所以，正如清人胡文英所说：“庄子眼极冷，心肠极热。眼冷，故是非不管。心肠热，故感慨万分。虽知无用，而未能忘情，到底是热肠挂住。虽不能忘情，而终不下手，到底是冷眼看穿。”

其三，寂寞圣哲。

哲学家们大抵是孤寂的，更别说崇尚自由的庄子了。

《庄子·杂篇·列御寇》中记载：

宋国有个曹商，为宋玉出使到秦国,初去时，得了几乘车的俸禄，秦王高兴了，加到百乘，这人回来,碰见庄子，大夸他的本领，结果庄子说：

秦王有病召医。破痈溃痤者得车一乘，舐痔者得车五乘，所治愈下，得车愈多。子岂治其痔邪？何得车之多也？子行矣！

由此可见，庄子在平时生话中并不注重人际关系，乡亲们对他的印象估计可以用“文青流氓”来概括。而且对于庄子，同时期的大哲学家们竟然听都没有听说过（只有荀子略提了一下〈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庄子说他要“处乎材与不材之间”，他怕的是名，一心要逃名，果然他几乎要达到目的,永远埋没了。西汉人讲黄老而不讲老庄。东汉初班嗣有报桓谭借《庄子》的信札，博学的桓谭连《庄子》都没见过。注《老子》的邻氏，傅氏,徐氏,河上公，刘向,毋丘望之,严遵等都是西汉人；两汉竟没有注《庄子》的。直到魏晋时，庄子才莫名其妙的火了起来（魏晋玄学由此而来）。

由此可见，庄子是安于孤寂的。

他愿意脱离世俗，也确实将自己独立在外。

但从《庄子·杂篇·徐无鬼》中，我们却看到了另一个庄子：

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顾谓从者曰：“郢人垩慢其鼻端若蝇翼，使匠人斫之。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斫之，尽垩而鼻不伤，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闻之，召匠石曰：‘尝试为寡人为之。’匠石曰：‘臣则尝能斫之。虽然，臣之质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

惠施，庄子一生中最好的朋友和最大的敌人，当时的哲学家之一。《庄子·杂篇·天下》说：“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又说曾有一个叫黄缭的人问他天地所以不坠不陷和风雨雷霆之故，他“不辞而应，不虑而对，遍为万物说”。

他们俩喜欢一起结伴游玩，但他们每次一见面就要互相抬杠，还往往是庄子赢了。《庄子》一书中，几乎篇篇都有恶心惠子的话，我们甚至可以怀疑，庄子写书的主要目的，可能就是为了恶心惠施。惠子虽然常常骂庄子的学说无用，但惠施学说的核心——“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几乎与庄子的学说没什么两样。他们的关系铁到何等程度，可见一斑。

所以，我相信，当惠施死后，真正的孤寂终于来临的时候，庄子是沉默的。他可以对楚国使者爱搭不理，可以对监河候挖苦讽刺，可以对髑髅调侃幽默，但当那个他背地里画圈圈诅咒了无数次的人真正的、无可挽回的消失以后，他感到无所适从了。他重新拿起了那个盆子（上次给他妻子用过），开始鼓盆而乐，一边跳舞一边唱歌，嘴里还不时哈哈地大笑，说着一些他人听不懂的疯话。乡邻一看“文青流氓”又发疯了，都不住的摇头叹息……

每念及此，心痛如绞。

但千百年后的我们应该认识到，哲人们也是人，也是血肉之躯，也有痛苦和迷惘。老聃的风轻云淡不可能是一出生就如此，孔丘的温良恭俭也不会没被人鄙弃嘲笑，荀卿不可能一辈子都觉得人性是万恶之源。当他们以卓而不群的姿态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时，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他们的平凡，这样，才更能见到他们的伟大！

其四，不可知论推出的可知论。

恐惧来源于未知。

曾经希拉里·普特南在他的《理性，真理与历史》一书中阐述了一个叫作“缸中之脑”的假想：

“一个人（可以假设是你自己）被邪恶科学家施行了手术，他的脑被从身体上切了下来，放进一个盛有维持脑存活营养液的缸中。脑的神经末梢连接在计算机上，这台计算机按照程序向脑传送信息，以使他保持一切完全正常的幻觉。对于他来说，似乎人、物体、天空还都存在，自身的运动、身体感觉都可以输入。这个脑还可以被输入或截取记忆（截取掉大脑手术的记忆，然后输入他可能经历的各种环境、日常生活）。他甚至可以被输入代码，‘感觉’到他自己正在这里阅读一段有趣而荒唐的文字。”

而有关这个假想的最基本的问题是：

“你如何担保你自己不是在这种困境之中？”

这也是庄子所担心的。

“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戚戚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庄子·内篇·齐物论》）

庄子在很多地方，都阐释了对于不可知的世界的恐惧：

罔两问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无特操与？”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蚹蜩翼邪？恶识所以然？恶识所以不然？”（《庄子·内篇·齐物论》）

且也相与吾之耳矣，庸讵知吾所谓吾之乎？且汝梦为鸟而厉乎天，梦为鱼而没于渊。不识今之言者，其觉者乎？其梦者乎？造适不及笑，献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于寥天一。（《庄子·内篇·大宗师》）

不过庄子对于这种近乎无解的困境，也能够找到出路，这是他以内在力量制衡环境压力的体现：

故足之于地也践，虽践，恃其所不蹍而后善博也；人之知也少，虽少，恃其所不知而后知天之所谓也。（《庄子·杂篇·徐无鬼》）

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尝不始于是之，而卒诎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谓是之非五十九非也。万物有乎生而莫见其根，有乎出而莫见其门。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后知，可不谓大疑乎！已乎！已乎！且无所逃。此所谓然与？然乎？（《庄子·杂篇·则阳》）

由此，他由不可知论演化出了可知论。若非是对人类认识界限的深刻理解，是绝对不可能将两种相悖的思想完美无瑕地融入到同一体系中：

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知天之所为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养其知之所不知，终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庄子·内篇·大宗师》）

其五，“逍遥游”到“浑沌死”。

相对于《庄子》的外篇和杂篇来说，我读内篇要相对细一些。内七篇是有题目的，历来被认为是庄子亲笔所作；而外十五篇和杂十一篇中已有四篇确定为伪篇（《让王》、《说剑》、《盗跖》、《渔父》），《秋水》、《庚桑楚》、《寓言》大抵是庄子亲笔，而其它的可能就是闲来无趣的散笔或是庄生后学所作了。

逍遥游，言人心多狃於小成而贵於大。

齐物论，言人心多泥於己见而贵於虚。

养生主，言人心多役於外应而贵於顺。

人间世，则入世之法。

德充符，则出世之法。

大宗师，则内而可圣。

应帝王，则外而可王。

《庄子·内篇》，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其开端《逍遥游》是一种散文化的、诗意的、无所不用其极的笔调，而其结尾则是三个字——“浑沌死”。

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庄子·内篇·应帝王》）

所以，所谓“日凿一窍”的“七窍”，应该就是光阴和俗世在人的主观世界里打下的精神烙印。而在这一过程中，虽然社会是出于好意（谋报浑沌之德），让我们由自然人变为社会人，以增强其能力和获得相对于自然的自由，但是，我们的自在精神“死了”（浑沌死），我们亦“死了”。

不过，“浑沌死”既是结束，亦是开端。当“浑沌死”的同时，他的精神对于蒙昧的祈求终于完成，他的精神，直抵神境。

“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内篇·逍遥游》）

他完成了最初的理想和承诺，尽管这是以死亡为代价。

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庄子曰：“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吾葬具岂不备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乌鸢之食夫子也。”庄子曰：“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庄子·杂篇·列御寇》）

我就是天地，我就是日月，我就是星辰，我就是道。

我回家了。

我自由了。

这就是庄子对于真自由问题的终极解释，也是他最大的哲学困境（“逍遥游”到“浑沌死”）的最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