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于嘉靖六年（1527年）农历十月廿六出生于福建泉州市南门外。原名叫林载贽 ，因家族泉州清源瀛洲林李同宗两姓分派的缘故，效曾祖父从本姓改为李姓，嘉靖三十五年为避穆宗载垕（同“李贽厚”）讳，取名贽。李贽一生曾用过的名号众多，还有笃吾、百泉居士、宏父、思斋、龙湖叟、秃翁等。李贽最先入闽的祖先林闾林睦斋于元朝末期因避战乱由河南入闽。二世祖林驽林东湖是一位航海家商人，经常往还于刺桐港和波斯湾之间。因迎娶波斯女性，故而家族中出现伊斯兰教信仰者，也即是中国男人迎娶中东女子为妻。到李贽的父亲林白斋时，家庭的信仰已经摆脱了曾祖母信仰的影响。 　　李贽虽然出家做过和尚，但是佛教并非其唯一信仰，根源上说，李贽的信仰是三教并存，以儒教为本。 　　李贽自幼倔强难化，“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12岁开始作文，反对孔子把种田人看成“小人”。关于李贽青少年时候的治学情况，有如下记述：“余自幼治易，复改治礼，以礼经少决科之利也。至年十四，又改治尚书，竟以尚书窃禄。然好易，岁取易读之。”（李氏文集卷一一易因小序） 　　嘉靖三十年，26岁中福建乡试举人 。嘉靖三十五年（1556）授河南共城教谕。三十九年，擢南京国子监博士，数月后，父白斋公病故于泉州，回乡守制。时值倭寇攻城，他带领弟侄辈日夜登城击柝巡守，与全城父老兵民同仇敌忾。嘉靖四十二年任北京国子监博士。“三年服阕，尽室入京……居京邸十阅月不得缺，囊垂尽，乃假馆授徒。馆复十余月乃得缺。称国子先生如旧官。” 　　隆庆四年（1570），调任南京刑部员外郎，至万历五年（1577）止，共七年。在南都任职的七年中，相识耿定向、耿定理、焦竑等。后来耿定向的假道学面貌露出时，李贽与之互相辩难。至于李贽对耿定向的弟弟定理以及定向的学生焦竑则一直为莫逆的朋友。在南都时，李贽又见过王守仁的弟子王畿以及泰州学派的罗汝芳。李贽对王、罗二人都很崇敬。这一时期的重要关键是李贽师事泰州学派的学者王襞。王襞是王艮的儿子，幼闻庭训，王艮在淮南讲学，王襞长时期在左右，对“乐学”之说，发挥尤多。 　　万历五年（1577），出任云南姚安知府，在公余之暇，仍从事于讲学。他居官的准绳是“一切持简易，任自然，务以德化”，而且“自治清苦，为政举大体”。他还在府衙的楹柱上写了两副对联。其一是：从故乡而来，两地疮痍同满目；当兵事之后，万家疾苦总关心。”其二是：“听政有余闲，不妨甓运陶斋，花栽潘县；做官无别物，只此一庭明水，两袖清风。”袁中道的李温陵传记他此时，“法令清简，不言而治。每至伽蓝，判了公事，坐堂皇上，或置名僧其间。簿书有隙，即与参论虚玄，人皆怪之”。这颇似罗汝芳的作风。当时云南边境少数民族很多，上官严刻，他说：“边方杂夷、法难尽执，日过一日，与军与夷共享太平足矣”（焚书卷四豫约感慨平生）。在姚安居官三年以后，他厌恶簿书的生活，袁中道记他“久之，厌圭组，遂入鸡足山，阅龙藏，不出。御史刘维奇其节，疏令致仕以归”。 　　李贽的二十多年的宦游生活，使他深感受人管束之苦。焚书卷四豫约感慨平生说：“余唯以不受管束之故，受此磨难，一生坎坷，将大地为墨，难尽写也。为县博士，即与县令、提学触。为太学博士，即与祭酒、司业触。……司礼曹务，即与高尚书、殷尚书、王侍郎、万侍郎尽触也。……最苦者为员外郎，不得尚书谢、大理卿董并汪意。……又最苦而遇尚书赵。赵于道学有名。孰知道学益有名，而我之触益又甚也。最后为郡守，即与巡抚王触，与守道骆触。……此余平生之大略也。”这是多年居官生活的总结，反映了处处与上司抵触的情况。这种抵触，实质上是李贽的反封建思想与封建主义的抵触。他解官以后，并不回乡，携妻女往湖北黄安依耿定理。自称：“我老矣，得一二胜友，终日晤言，以遣余日，即为至快，何必故乡也？”在李贽云南辞官的前一年，万历七年（1579年），何心隐被楚抚王之垣缉捕杀害于武昌。李贽对这件事极为愤怒，曾著文二篇为何辩冤，并表示对何的景仰。后来他给焦竑的信中，提起何心隐说：“何心老英雄莫比。观其羁绊缧绁之人，所上当道书，千言万语，滚滚立就，略无一毫乞怜之态，如诉如戏，若等闲日子。今读其文，想见其为人。其文章高妙，略无一字袭前人，亦未见从前有此文字，但见其一泻千里，委曲详尽。观者不知感动，吾不知之矣。奉去二稿，亦略见追慕之切。”（续焚书卷一与焦漪园太史书）信中所称论何心隐者二篇，今焚书卷三中有何心隐论一篇；另一篇，未见。焚书卷六有赠何心隐高第弟子胡时中五绝一首：“三日三渡江，胡生何忙忙？师弟恩情重，不忍见武昌。”这诗当作于云南解官后初到黄安时，可见他对何心隐及其弟子的同情。李贽一生未有机会与何相识，他在与焦漪园太史书中曾引以为憾：“弟向在南都，未尝见兄道有此人也，岂兄不是之耶，抑未详之耶？若此人尚不是，天下古今更无可是之人类，则其所是者又可知也。”（焚书卷一）。 　　李贽弃官后于万历九年（1581）春，应湖北黄安（今红安）耿定理之邀，携妻子女儿到耿家乡黄安天台书院讲学论道，住耿定理家中充当门客兼教师，但和耿定理做大官的的哥哥耿定向意见冲突。耿定向在李贽看来是乡愿、是假道学的代表人物。万历十二年耿定理死去以后，自然与耿定向不能相容，不可能再在黄安耿家住下去了。耿定理死时，李贽有五言长诗三首哭耿子庸（定理字）。其间万历十一年王畿卒，李亦著王龙溪先生告文，对王畿表示敬仰，如称王畿为“圣代儒宗，人天法眼”，又说“先生今既没矣，余小子将何仰乎？万历十二年（1584）十月，李贽从黄安移居麻城，因无馆住宿而返。第二年三月才定居于麻城龙潭湖上的芝佛院。龙潭距城三十里，一般人不易走到。他从此安静地读书著作，与一二相知者讲学。移居麻城的时候，李贽将妻女送回福建，自己孑身居麻城龙潭湖芝佛院，读书著述近二十年，完成《初潭集》、《焚书》等著作。收入《童心说》、《赞刘谐》、《何心隐论》及与道学家耿定向反复论辩而撰写《答耿中丞》、《答耿司寇》等书答、杂述、读史短文和诗共6卷。揭露道学家们的伪善面目，反对以孔子的是非观为是非标准，批判的锋芒直指宋代大理学家周敦颐、程颢、张载、朱熹。李贽倡导绝假还真、真情实感的“童心说”。李贽在麻城还多次讲学，抨击时政，针砭时弊，听任各界男女前往听讲，并受到热烈的欢迎。 　　万历十六年（1588年）夏天又剃头以示和鄙俗断绝，虽身入空门，却不受戒、不参加僧众的唪经祈祷。这对传统思想造成了强烈的冲击，被当地的保守势力视为“异端”、“邪说”，群起围攻，要把他驱逐出境。李贽旗帜鲜明宣称自己的著作是“离经叛道之作”，表示：“我可杀不可去，头可断而身不可辱”，毫不畏缩。他喜爱清洁成癖，衣服一尘不染，经常扫地，以至“数人缚帚不给”。“与僧无念、周友山、丘坦之、杨定见聚，闭门下键，日以读书为事。衿裾浣洗，极其鲜洁。拭面拂身，有同水淫。不喜俗客，客不获辞而至，但一交手，即令其远坐，嫌其臭秽。其忻赏者，镇日言笑。意所不契，寂无一言。滑稽排调，冲口而发，既能解颐，亦可刺骨。所读书皆抄写为善本，东国之秘语，西方之灵文，离骚、马、班之篇，陶、谢、柳、杜之诗，下至稗官小说之奇，宋、元名人之曲，雪藤丹笔，逐字双校，肌擘理分，时出新意。其为文不阡不陌，摅其胸中之独见，精光凛凛，不可迫视。诗不多作，大有神境。”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李贽认识了在当时文学上反对复古主义的公安三袁兄弟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次年，袁宏道（字中郎）又来麻城访李贽，二人并同至武昌。《公安县志》袁宏道传载：“时闻龙湖李老，冥会教外之旨，走西陵质之。李老大相契合，赐以诗。……留三月余，殷殷不舍，送之武昌而别。”袁宏道之兄袁宗道，对李贽也表示倾仰，自认为能够了解李贽的一人。他在答李信中说：“不佞读他人文字觉懑懑，读翁片言只语，辄精神百倍，岂因宿世耳根惯熟乎？云中信使不断，幸以近日偶笔频寄，不佞如白家老婢，能读亦能解也。”（白苏斋类集卷一五）万历二十三年（1595）袁宗道致李贽一面，更为推崇：“翁明年正七十，学道诸友，共举一帛为贺。盖翁年岁愈久，造诣转玄，此可贺者一。多在世一日，多为世作一日津梁，此可贺〔者〕二。”（白苏斋类集卷一六李宏甫）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李贽应巡抚梅国桢之请往山西大同，著《孙子参同》，修订《藏书》。梅国桢是麻城人，也是与李贽甚相契合的友人之一。李贽著观音问中所称澹然师便是梅的女儿。袁中道梅大中丞传记载他：“尝曰，人生自适耳，依凭轨迹，外张名教，酷非所屑”，又称“女澹然以孀为尼，公不之禁。澹然戒律甚严，于道有入，父子书牍往来，颇有问难。”同年秋，到北京，住在西山极乐寺，撰成《净土诀》，这时新安汪本钶来从。汪自万历二十二年即来龙湖问学，至李贽死为止，先后相从九年。李最后在狱中给汪有“嗟子胡然泣涕洟，相依九载不胜奇”的诗句。万历四十六年（1618），李贽死后的十六年，汪本钶编辑了李贽晚年的书信诗文而成续焚书，汪本钶在书的序言中对李贽的思想作了以下的评论：“钶从先生游九年，所朝夕左右未尝须臾离也。称事先生之久者无如钶，宜知先生之真者亦无如钶。顾钶何足以知先生哉？则先生之自知也，先生自与天下万世人共知之也。先生一生无书不读，无有怀而不吐。其无不读也，若饥渴之于饮食，不至于饫足不已；其无不吐也，若茹物噎不下，不尽至于呕出亦不已。以故一点撺自足天下万世之是非，而一欬唾实关天下万世之名教，不但如嬉笑怒骂尽成文章已也。盖言语真切至到，文辞惊天动地，能令聋者聪，瞆者明，梦者觉，醒者醒，病者起，死者活，躁者静，聒者结，肠冰者热，心炎者冷，柴栅其中者自拔，倔强不降者亦无不意頫而心折焉。”　 　　万历二十六年（1598）李贽七十二岁，春天仍在北京，次年春天与同在北京的焦竑共往南京，并将自己的零星著作汇成《老人行》，并再度研究《易》，撰写《易因》，最后编订其巨著《藏书》。《藏书》共68卷，系纪传体史论，论述战国至元亡时历史人物约800人，对历史人物作出了不与传统见解苟合的评价，旨在反对儒学。如他赞扬秦始皇是“千古一帝”，武则天是“政由己出，明察善断”的“圣后”。李贽曾在与焦弱侯书里，约略透露了著作藏书时的情况：“山中寂寞无侣，时时取史册批阅，得与其人会觌，亦自快乐。非谓有志于博学宏词科也。尝谓载籍所称，不但赫然可纪述于后者是大圣人，纵遗臭万年，绝无足录，其精神巧思，亦能令人心羡。况真正圣贤，不免被人细摘。或以浮名传颂，而其实索然。自古至今，多少冤屈，谁与辨雪？故读史时真如与百千万人作对敌，一经对垒，自然献俘授首，殊有绝致，未易告语。”（续焚书卷一与焦弱侯书）李贽对藏书的评价，自许甚高。他说：“藏书收整已讫。……一任付梓矣。纵不梓，千万世亦自有梓之者。盖我此书，乃万世治平之书，经筵当以进读，科场当以选士，非漫然也。”（续焚书卷一与耿子健书） 　　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在山东济宁编成《阳明先生道学抄》、《阳明先生年谱》。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至二十八年（1600年），到山西、通州、济宁、南京游历。在济宁、南京曾两次与利玛窦见面，讨论教义。二十八年回到麻城。同年冬天，湖广佥事冯应京以“维护风化”为名，指使歹徒烧毁龙湖芝佛院，又毁坏他预为藏骨的墓塔。李贽被迫避寓麻城东北商城县黄檗山中。二十九年，罢官御史马经纶闻讯将李贽接到通州，住莲花寺。 　　万历三十年（1602年），李贽七十六岁。春二月，遗言身后白布盖尸，土坑埋葬，似从回教葬仪。同年礼部给事中张问达秉承首辅沈一贯的旨意上奏神宗，攻讦李贽。最终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在通州逮捕李贽，并焚毁他的著作。李贽入狱后，“明日，大金吾置讯。侍者掖而入，卧于阶上。金吾曰：‘若何以妄著书？’公曰：‘罪人著书甚多，具在，于圣教有益无损！’大金吾笑其倔强，狱意无所置词，大略止回籍耳。”听说朝廷要押解他回福建原籍，他感慨地说：“我年七十有六，死以归为？”又说：“衰病老朽，死得甚奇，真得死所矣。如何不死？”三月十五，呼侍者剃发，夺其剃刀割喉，气不绝者两日，三月十六日（公历5月7日）子时气绝，享年76岁。东厂锦衣卫写给皇帝的报告，称李贽“不食而死”。死后，马经纶收葬于北京通州北门外马寺庄迎福寺侧(现北京通州西海子公园内)，今墓地尚在，被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 　　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李贽的学生汪可受、梅掌科、苏侍御捐资为李树碑。 　　李贽生有4子3女，除大女儿外，其他都不幸夭殇。

李贽（1527年-1602年），明朝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初姓林，名载贽，后改姓李，名贽，号卓吾，又号笃吾、宏甫、温陵居士等。晋江（今福建泉州）人。回族。嘉靖年间举人。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授共城教谕。三十九年，擢南京国子监博士。万历五年（1577年），累迁至云南姚安知府，三年后弃官，寄居湖北黄安耿定理家。定理死后，迁至麻城龙潭湖芝佛院，读书著述近二十年。受“泰州学派”影响，但以“异端”自居。自称“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贬斥《六经》、《论语》、《孟子》等书，认为不能“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诗文多抨击前后七子复古之主张，认为《西厢记》、《水浒传》就是“古今至文”。公安派受其影响较深。晚年颇好史学，据历代正史纂《藏书》，又广泛收集明代资料撰写《续藏书》，对传统史学观点有所突破。万历三十年上京，被事中张问达弹劾其“敢倡乱道，惑世诬民”，被捕下狱，自刎死。另有《焚书》、《续焚书》、《史纲评要》，《李温陵集》,《初谭集》等留世。他的思想方法与当时的儒家思想格格不入，包括反对八股文，歌颂秦始皇，鼓励自由婚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