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不同意福柯的地方当然并不在于全盘拒绝对权力－知识的构形所做的这一批判性透视。他反对的是批判的“总体化”，是用理性批判理性——从康德到马克思以社会历史形式对意识形态发动的批判——被改造为简单地以“在修辞上被强调的理性的它者”的名义对理性的批判。在他看来，真正的问题是启蒙得太少而不是太多，理性程度不足而不是太过。他以批判福柯的“总体化”的双刃剑来坚持这一观点：一刃针对系谱学的超验的－历史的侧面；另一刃针对它的社会－理论侧面。简言之，哈贝马斯争论道，福柯在涉及以理性工具来批判理性的问题上无法逃脱“述行的矛盾”（performative contradiction〕；这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即把他的系谱学的研究建立在一种令人尴尬地与其如此尖锐地批判过的“人的科学”相似的情境之上。被系谱学批判清除出去的意义观念、有效性观念和价值观念，又以“当下主义”、“相对主义”和“隐蔽的规范主义”面貌悄悄地溜回来了。另一方面，得到权力理论启发的对现代性的社会－理论化的读解，结果变成了它本来想予以置换的标准的人文主义读解的一个简单颠倒。哈氏争辩道，这决不仅仅是单方面的事：现代文化和社会现象的本质的模楞两可性被一概“拉平”到权力的飞行器上。因此，举例说，关于法律与道德的内在发展——在哈氏看来，既有解放的一面，又有统治的一面——在福柯对它们的规范化功能的解释中就消失不见了。恰恰是理性化过程的模楞两可性需要加以捕捉，这一过程取得出无可否认的成就，当然也产生种种明显的扭曲；而这需要我们重建一种启蒙的辩证法而不是予以全盘的批判。

《群己权界论》是严复翻译谁的作品

严复当年用文言语句翻译穆勒的《论自由》时（On Liberty），将书名译作《群己权界论》。
穆勒即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年5月20日－1873年5月8日），或译约翰·斯图尔特·密尔也译作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英国著名哲学家和经济学家，19世纪影响力很大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他支持边沁的功利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