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艺术设计 公共艺术设计 公共领域是近年来来英语国家学术界常用的概念之一。这种具有开放、公开特质的、由公众自由参与和认同的公共性空间称为公共空间，而公共艺术所指的正是这种公共开放空间中的艺术创作与相应的环境设计。人类的公共环境是一个社会群体部落为形象的活动舞台，是一个与地貌、人种、文脉、生态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的生存环境。从艺术的角度来考虑和对待公共环境，是人类优化生存状态、优化自身境况的一个重要方面。回溯社会历史的发展，我们可以读到这样一部关于环境艺术和公共艺术的发展历程。 如果说公共艺术中公共的涵义在“群”这层意义上来讲，只是具有“公共性”的话，几乎所有的艺术都具有这种公共性。那么，从空间意义上进行探讨，便是给公共艺术作出定义的一种尝试。所有的公共艺术之所以被称为公共艺术，是因为它首先存在于公共空间当中，即它在空间上必须以一种公共方式存在，即使一件被雕塑家用于公共场所的雕塑作品，如果它在创作完成之前只是被放置在私人的空间当中，那么它也只是一件私人艺术品，而不能成为公共艺术。当然有一个例外就是私人空间在某种情况下也可以转化为公共空间，尽管是短暂的。于是，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公共的概念从空间上来讲，也具有可变性。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同样一件雕塑作品放置在私人空间当中和公共空间当中，它们的属性是不一致的。放置在私人空间当中，我们便不能称之为公共艺术。 如果按照这个定义，那么凡是放置在公共空间的一切艺术品都可以算作是公共艺术了。显然，我们前面所探讨的所有艺术以及艺术样式都可以归入此类艺术当中。然而问题是，公共一词的涵义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因为它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古代私人或皇家园林由于所属权的变化，今天很大一部分已经对公众开放，受众面的扩大使得园林艺术从专门伺服于私人家族和皇家转而具有了公共性质。这种在过去只属于一定阶层的艺术，在今天真正具有了广泛的公共性。由此可证，公共空间是可以改变的。 空间是一个相对哲学化的术语，与时间相对。公共空间是城市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安切雷斯・施耐德等人的理论，公共空间可由几个不同层次来加以划分：1. 物理的公共空间，2. 社会的公共空间，3. 象征性的公共空间。第一种关注的是它的材料的存在，第二种关注的是在空间内部规范和社会的关系，第三种关注的是纪念和地方的“气氛”。他们认为，不管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每一种公共空间都可以通过这些定义中的一个或多个意义来加以确定，对于公共空间意义的理解改变着我们看待公共空间的方式。应该指出的是，尽管我们愿意将定位好的三种公共空间看作是三种不同的类型，但是每一种公共空间都融合了这些类型中的一种或多种。物理公共空间如街道、广场、草地、海滩等通过城市设计可以形成。社会公共空间如咖啡屋、餐馆、酒吧、报纸等各种形式的媒体、互联网以及私人住所。物理公共空间是最明显的，可以说是最为浪漫化的……它是通过所属权的类型来确定的，被连接在建筑和“自然环境”当中。 社会公共空间是三种形式中最为有趣的一种，因为它拥有一种变形或者是重新确定所属权的潜在可能，并赋予城市空间新的意义。社会公共空间处在持续不断的重新界定当中，通过它，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冲突在一个实在地方得以完成。象征性空间是通过规范和人们的集体记忆来完成的，因为与物理公共空间的材料存在相反，这种确定公共空间的形式很难归结为“实在地方”。在大多数例子当中，象征性公共空间是一种短期的生存经历，而且限于某一类人群。如果象征性空间成为一般历史的一部分，那么其易于遭受一种转变，在其中这种空间的意义和相联系的东西开始与一种目前主流的历史方法发生联系。这足以解释我们的史前岩画、雕刻、宗教艺术、陵墓艺术为什么在今天能够被划归为公共艺术了，这些艺术可以看作是一种处于象征性的公共空间中的艺术。 显然，我们前面所探讨的公共空间应该属于第二种空间，即社会空间。社会空间存在着可变性，它在公共和私人之间可以相互转换。因此，我们所探讨的公共空间会触及更广泛的能够归结到公共空间当中的艺术，但是从空间的层面上来讲，公共艺术所在的空间可以包括物理公共空间、社会公共空间以及象征性公共空间三种，在信息时代这三种空间共同构成了公共艺术的外部存在方式。 城市与农村空间的公共性差异十分明显。空间的公共性与私人性是相辅相成、共生共成的，没有绝对的私人空间也就不可能存在绝对的公共空间，没有开放自由的公共空间也就不能存在隐秘安全的私人空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只有城市具备这样的特点，农村就不具备。首先，农村的整个空间不是很大，人与人之间也非常熟悉，再加上血缘、家族、习俗、传统等原因，个人空间的透明性较大，私密性很难受到尊重和保护，与之对应的公共空间也不是很清楚。但在城市里，由于人口众多，空间巨大，从平矮的平房到耸立参天的大厦，尽管人们可能在一定区域内工作，但是人们之间的分工越来越细，以及不同的文化、教育、兴趣、职业等差异，阻碍了人们之间的了解，相互之间的交往也越来越少。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人们生活在相对陌生的人们中，这种状况很好地保护了私密性。加上城市居住的格局是一个个小单元住房，与农村有很大不同。这样个人空间得到了更多的保护。但是人们有交往的愿望，有交往的需求，当这种私人空间严格地建立起来之后，他们就要寻找一个其他的场合去交往，这就有了相对公共空间的要求。” 由此看来，只有在城市中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但正如前面所讲，城市是人类生存的一种方式，它离不开选择这种方式的人――居住在城市里的市民阶层。城市为市民所用，与市民所系，这是城市市民与农村农民之间的区别所在。安东尼・吉登斯指出：“市民社会的建立直接与国家的现代形式的出现相关联，因此在参照性上与它相连。在传统国家中，大多数的日常生活，至少说在农村是处于家的行政权力之外的。大多数的当地社区是依据其传统的风俗和生活方式而实行自治的，对大多数的私人活动形式，行政机构是不大干预的。然而，这种外在领域并不是市民社会。这所代表的是对外在于政治中心的反思秩序的生活方式的保留。” 实际上，纯粹抽象的城市公共空间并不存在，每一种城市公共空间最后要和不同的社会活动结合产生不同的场所，即公共场所。每一种场所又形成了不同的场所精神，它们与它所处的地理位置、社会职能、场所职能密不可分。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1. 政治性场所，如政府大厦、市政府广场、法院以及政府机构等场所；2. 文化公共场所，如学校、博物馆、美术馆、研究机构、历史纪念场所等；3. 商业公共场所，包括商业街、商业城等；4. 一般性公共场所，如火车站、码头、机场、地铁站、广场、街道等；5. 娱乐休闲性公共场所，如广场、主题公园、绿地、茶馆、咖啡厅、体育及娱乐休闲公共场所等。这些场所的性质、职能决定了公共空间的性质和职能，也决定了一种场所精神。但是从整体上说，影响场所精神形成差异的还有这些场所所在的城市大的公共空间的历史、文化以及现代性社会意识。因此，我们更愿意将这些场所看作在不同城市和社区中空间的职能的差异。 从根本上说，公共艺术的公共方式所依赖的并不是艺术的风格、样式、流派，而是一种集体或群体的空间精神，它是人类整体改造自身生存环境的外部条件，这一点在前面我们已经探讨过。人类的历史文化决定着公共艺术特质的同时，公共艺术反过来直接或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改造人类的文化观念和审美模式。另外，作为人类聚居的最高的形式――城市构成了一个亚文化区域――社区，也是决定公共存在方式的重要条件。城市是“一个人类群体多少固定在一个地点，而这个群体内又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共生关系是“指群体关系中个体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的关系，任何个体都不可能脱离其他个体而存在。”人口多、人口密度高以及人口的异质性大是城市的三个基本特点，它们决定了市民的社会心理特征和生活方式，造就了市民意识和公民意识。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当中的市民需要生活在共同的环境下，尽管他们也会被分割在不同的、小的空间并遭遇隔离，但是城市中人们越来越相互依赖，并且只有就某个问题达成共识才能解决问题。 总体来看，公共空间的最大特征是开放性，即公共空间艺术活动场所的开放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场所公众的开放性。它对处于此空间当中的所有观众都具有开放性，公众可以与之交流，提出意见和建议。从一定意义上说，公共艺术的开放性在于它所处空间的开放性，要求一旦公众对其提出建议和意见，公共艺术的管理机构和制作机构就能够以此对公共艺术作品加以评估和修正。公共艺术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审美，它的标准必须处于被解读与修正当中。 公共艺术是多样介质构成的艺术性景观、设施及其它公开展示的艺术形式，它有别于一般私人领域的、非公开性质的、少数人或个别团体的非公益性质的艺术形态。公共艺术中的“公共”所针对的是生活中人和人赖以生存的大环境，包括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从更广义的角度上，可以将人类社会理解为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一个镶嵌体。 客观上，公共艺术是现代城市文化和城市生活形态的产物，也是城市文化和城市生活理想与激情的一种集中反映。城市文化是在城市母体的孕育下生长出来的文化形态。文化是指人类摆脱了纯粹自然属性及其状态的束缚而在后天的演化中所获得的认识和共同遵循的行为方式（它在特定的地域和条件下呈现出自身内部的认同性以及与其它类别间的差异性），即文化呈现为一种复杂的综合体。它包括了一个区域或民族在长期生存和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知识、信仰、风俗、宗教、艺术、法律、道德、禁忌和对物质世界及造物技术的体认等内涵，也包括人们自身在社会运行中所获得的一切经验、能力和约定俗成的习惯，是人类创造的所有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公共艺术也隶属于这种概说的文化大范畴之内，是人类文化中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其公共性和自身的城市文化属性决定了它必然受到特定的社会文化及思维模式的影响。 早期的文化是在人类逐渐摆脱纯粹自然属性及其状态束缚的演进过程中产生的。人类在同自然环境的斗争与妥协中逐渐积累经验，并通过原始的社会交流与实践检验形成生态文化经验，在历经长时间社会活动与历史积淀后逐步孕育出特定的文化。任何一种文化都会为该文化圈内的个体提供一种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模式和行为模式。在这个层面上，文化本身可以理解为人类对特定环境的适应方式。作为具有创造性思维的人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所在国家、社会、民族的特殊文化观念、思维定式的影响：比如北非人与阿拉伯人最喜爱的绿色经常出现在他们的国旗上 ；澳洲土著天文学家用这片大陆上特有的动物来命名天上的星座，如袋鼠、美冠鹦鹉……像希腊神话一样，他们也有本民族的关于夜空的美丽传说。这些文化观念、思维定式则衍生于其所处的特定自然生态环境：如北非人与阿拉伯人长期生活在干旱荒芜的土地上，植物的绿色就代表了生命与生机。澳洲大陆位于南半球，不同的地理位置导致了不同的视角，加之与世隔绝的演化所造就的特殊物种，猎户座在他们的文化中便表现为一只鸸鹋形象，和北半球认同的猎人形象大相径庭。阿纳姆地的南十字座表现为一尾黄貂鱼，银河是一条游鱼和花草的河流，麦哲伦星云呈现为两个火堆边的老人，太阳是被扔到天上的鸟蛋等。人所生存的特定自然环境积淀了特定的文化生态经验，从而对该文化圈内的个体思维模式、价值观造成影响。 这种影响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个层面，在长期生存和发展过程中，通过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互动逐渐衍生出特定的社会文化。在人类早期社会，由于生产力和生存环境所限，自然生态文化经验对于原始的社会文化是呈显性和支配性的，甚至是神性化的。 伴随着人类社会不断步入更高级的阶段以及科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显著提高，在传统的农业与畜牧业之外出现了工业、运输业、服务业、金融业、信息产业。逐渐地，自然原始的森林、草原、山川、河流、海洋已不再是人类从事生产活动和生活的主要空间。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的城市被不断地建立起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涌入城市，他们不屑地抹去古老祖先的痕迹，用事业、荣誉、财富、水泥盒子和铁皮壳子为自己积攒起一个完完全全属于人类自己的生存模式。较之早期人类社会，此时生态文化经验对于社会文化而言已经呈明显的隐性存在，似乎只能在不经意的只言片语间窥见一斑。然而这些来自历史的信息并未消失，它经过长期的演化已经融入人类的遗传基因。如果将文化比作一棵枝繁叶茂的树，那么生态文化经验就是最初掉在地上的那粒种子。 这种隐性的影响在人类对理想环境模式的审美中有较为明显的表现。 任何一个民族、一种文化，都持有其独特的理想环境模式。当然这种理想模式中也包含着全人类所共有的某些理想特征。而理想环境模式的形成是与特定民族和文化的生态经验密不可分的。人们为什么会对某些景观结构有特殊的偏好呢？这是因为人类进化的一个转折点是从森林走向草原，在整个过程中，人类以猎人和猎物的双重身份度过了长达1500万年的残酷岁月。人类成功的主要秘诀之一在于能有效地利用环境乃至最终能创造环境来满足自身多种生态需求，并以此弥补了其在生理和构造上的弱势。残酷的竞争经验，通过经验遗传，使人类对某些具有捕猎和逃跑战略意义的景观结构特别敏感，并唤起相应的情感反应。这种反应是直接的、无意识的，也是人类所共有的。现代人与景观结构之间的感应关系和审美关系，可以被认为是建立在上述人类系统发育过程中及经验之上的。同样原理，一个民族、一种文明的生存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有赖于某些战略性的景观结构。从元谋人、蓝田人到北京人，再到山顶洞人，在中国古人类生活空间的景观结构――满意的生态环境中，都包含有某些对群体的生存和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景观结构，如围合、走廊、豁口等。中国古人类的景观（生态）经验，又必将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古文明发展对景观背景的选择过程和对特定景观结构的依赖性。俞孔坚认为，关中盆地对周民族之发展，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进程具有深刻的战略意义。从空间结构上讲，关中盆地是一个放大了的中国古人类满意生态环境；从地理区位上讲，它处在多个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的边缘地带，因而具有多种自然生态和社会竞争意义上的优势。对以关中盆地为典型代表的、不同尺度的盆地景观之战略偏好，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生态经验之一大特色。而关中盆地正是一种由壶腔、壶口和走廊为主要结构所组成的桃花源式的理想景观。对这种景观的战略偏好经文化的积淀过程和超功利的形式化过程，逐渐演变为一种审美偏好。 生态文化经验早已熔铸于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作为人类文化整体中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公共艺术也必然会显现出来自生态文化经验的影响：即公共艺术会受到特定社会文化的影响，它在集中体现社会整体文化价值观的同时，又浸透着自然原生态环境及其衍生出的特定生态文化经验的特性（尽管这种影响时常是隐晦而微妙、不易被察觉的）。 以上论述可引申为一种关于公共艺术的价值取向与审美判断标准：从文化层面来看，公共艺术尊重自然原生态及重视其产生的异质性生态文化经验就是对文化脉络的一种最根本的延续，也是其公共性在更广义上的延伸。当我们的一部分公共艺术从业者还在乐此不疲地挑拣秦皇汉武留下的文化符号、生搬硬套地克隆皇宫别苑时，是否应着眼于更广阔的层面，更深入地挖掘民族文化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