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维新派代表人物都是谁?
19世纪60——70年代,是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的,其代表人物是王韬、郑观应。主张:经济上振兴工商业,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政治上主张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实行君主立宪制;文化上主张学习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办新式学校。都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都是爱国的和进步的。 早期维新思想只是针对具体问题提出一些改革主张,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康梁维新思想不仅提出了具体的改革方案,还为变法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历史根据,使变法思想形成较为完整的理论。早期维新思想没有付诸行动,但为后来康梁将维新思想与挽救民族危亡结合起来,迅速将其发展为救亡图存的政治运动奠定了基础。早期维新派与维新派相比:①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康有为将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学说同传统的儒家思想相结合,著《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论证了变法的合理性;梁启超著《变法通议》等论文,阐明变法的必要性,从而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维新变法理论。②没有付诸实践。维新派则领导了一场维新变法运动。 早期维新思想:①经济上主张发展民族工商业,和外国进行商战;②文化上主张兴办学校,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③政治上主张进行革新,实行君主立宪制度。 早期维新派的影响:维新思想是在早期维新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王韬(1828年11月10日-1897年5月24日)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报刊政论家,初名王利宾,字兰瀛;十八岁县考第一,改名为王瀚,字懒今,字紫诠、兰卿,号仲弢、天南遁叟、甫里逸民、淞北逸民、欧西富公、弢园老民、蘅华馆主、玉鲍生、尊闻阁王,外号“长毛状元”。江苏苏州府甫里村(今角直镇)人。1845年考取秀才。1849年应英国传教士麦都士之邀,到上海墨海书馆工作。1862年因化名黄畹上书太平天国被发现,清廷下令逮捕,在英国驻沪领事帮助下逃亡香港。应邀协助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将十三经译为英文。1867冬-1868春年漫游法、英、苏格兰等国,对西方现代文明了解更深。1868-1870年旅居苏格兰克拉克曼南郡的杜拉村,协助理雅各。1870年返香港。1874年在香港集资创办《循环日报》,评论时政,提倡维新变法,影响很大。1879年,王韬应日本文人邀请,前往日本进行为期四个月的考察。王韬考察了东京、大阪、神户、横滨等城市,写成《扶桑记游》。王韬在1884年回到阔别二十多年的上海。次年任上海格致书院院长,直至去世。1894年为孙中山修改《上李鸿章书》,并修书介绍于李鸿章的幕友罗丰禄、徐秋畦等。王韬一生在哲学、教育、新闻、史学、文学等许多领域都作出杰出成就,著有《韬元文录外编》,《韬元尺牍》、《西学原始考》、《淞滨琐话》、《漫游随录图记》、《淞隐漫录》等四十余种。郑观应 (1842.7.24—1922.5),本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别号杞忧生、慕雍山人、待鹤山人。广东香山(今中山)人。曾充当英商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买办,后在上海机器织布局、上海电报局、轮船招商局、汉阳铁厂和商办粤汉铁路公司等担任高级职务,投资兴办了不少贸易、金融、航运、工矿等企业,是一个从买办转化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其主要著作《盛世危言》,曾对中国思想界发生过很大影响。 如同王韬、薛福成、陈炽等一样,郑观应也认为,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威胁下,中国已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只有学习西方,进行变法。他提出了使“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畅其流”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并进而提出了“开议院”、“设商部”等初步的资产阶级政治改革的要求(《郑观应集.盛世危言自序》)。 郑观应经济思想的核心是他的“商战”论。他把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手段归结为“兵战”(军事侵略)和“商战”(经济侵略),并认为后者比前者更为隐蔽、更有威胁性,因而中国在反侵略方面也应该把反对经济侵略放在比反对军事侵略更为优先的地位。郑观应是甲午战争(1894)前后风靡一时的“商战”论的主要代表者。 从对抗外国资本主义的“商战”出发,郑观应强调要发展“商务”,并明确提出了“以商立国”(《商务三》)的观点。他同薛福成一样,认为“商贾具生财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纲领”,根本否定传统的“重本抑末”论。他还把商业看作是国民经济的枢纽和主要推动力,说:“士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农无商则种植之类不广,工无商则制造之物不能销”(《商务二》)。这种站在流通领域观察问题的重商观点,虽然只把握了事物的外观,但它毕竟是在近代中国最早试图寻找工农商各经济部门内部联系的一种尝试。 为了使资本主义工商业获得更为有利的发展条件,更有效地进行“商战”,郑观应极力主张限制和取消外国侵略者在华的各种特权;强烈要求清政府实行“保商之良法”和革除“困商之弊”,包括给予专利权、实行商品注册条例、举办商品竞赛会、鼓励组织公司、裁撤厘卡、减轻其它捐税负担等。后来,他又一再揭露封建官僚在官督商办企业中“官夺商权”、“专擅其事”、“调剂私人”和贪污中饱等行径,主张兴办新式企业应该“一体准民间开设,无所禁止”(《商务二》)。这表明,他比王韬、薛福成、陈炽等人,更鲜明地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自由投资兴办新式工商业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