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典社会学家当中，只有马克斯・韦伯摆脱了历史哲学思想的前提和进化论的基本　　立场，而且把欧洲的现代化理解为具有普遍历史意义的合理化过程的结果。韦伯用一般的　　经验研究揭示了合理化的过程，但他并没有从经验主义的角度曲解合理化过程，没有使合　　理性内容在社会学习过程中消失殆尽。韦伯留下来的著作都是一些断片；但合理化理论是　　其中的一条主线，我们可以用它把韦伯的理论全貌建构起来；这些解释视角在20世纪20年　　代的哲学讨论中一度占据主导地位【1】，可是，后来被严格的社会学研究（比如对《经　　济与社会》的研究）排挤到了一边，但在最近的韦伯研究中又开始抬头【2】。这些观点　　认为，韦伯的著作是一个整体；而由此恰恰暴露出了一些有益的矛盾。宗教历史的解神秘　　化过程是西方理性主义出现的一个必要的内在条件，韦伯分析了这个过程，而且借助的是　　一个复杂而含糊的合理性概念；相反，合理性概念在分析社会合理化的现代过程中可以把　　有限的目的理性当作主导观念。韦伯、马克思以及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所使用的都是这个　　概念。我想首先对他们的三种观点概略地加以比较，由此来阐明我的提问立场【3】。　　马克思认为，社会合理化就是生产力的大发展，具体而言，就是经验知识的增长、生　　产技术的改进、社会劳动力的有效动员、训练以及组织等。相反，生产关系是社会权力的　　分配制度，也是生产工具的调节制度，只有在生产力所发挥的合理化压力下才会出现变革　　。韦伯对资本主义经济和现代国家的制度框架则有另外一番评价，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制　　度框架不是束缚合理化力量的生产关系，而是目的理性行为的亚系统（subsysteme），正　　是在这些亚系统当中，西方理性主义才获得了社会意义。当然，韦伯也对社会关系的物化　　（作为官僚化的后果）表示担忧，因为它遏制了合理的生活方式。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以　　及后来的马尔库塞，都是从韦伯的角度去理解马克思的。在工具理性范畴下，统治自然的　　合理性与阶级统治的非理性融为了一体，获得解放的生产力加固了异化的生产关系。《启　　蒙辩证法》（dialektik der aufklaerung）消除了韦伯面对合理化进程尚还抱有的矛盾　　，他们毫不犹豫地纠正了马克思的实证立场。知识和技术，在马克思看来是一种绝对的解　　放力量，可它们自身却成为了社会压迫的工具。

我也想找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