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哲学是救国救民的精神武器，它围绕着古今中西之争，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鸦片战争时期，中国近代哲学的先驱、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思想家龚自珍（公元1791～1841年）和魏源（公元1794～1857年）目睹清王朝政治腐败、经济凋弊、军备废弛、鸦片输人，致使中国“兵弱银荒”的现实，深感社会和民族的危机，主张学习西方长技，变法强。龚自珍支持林则徐禁烟和反侵略的正义行为，呼吁变法，指斥时弊，要求革新。他推崇《周易》中的“贫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变易思想，认为一切客观事物、典章制度、风欲习惯，都是不断变化的，指出“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龚自珍全集》第319页，以下只注页码）主张今胜于古，论述“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要求“变古”以“便民”，提倡变法维新。他说：“天道十年而小变，百年而大变”（《拟上今方言表》）。又说：“人事亦然（《在礼曹日与堂上官论事上》）。变化的趋势是：“一而立，再而反，三而如初”（《壬癸之际胎观第五》）。据此，他要求朝廷进行自上而下的“更法”。他强烈要求个性解放，大胆批判儒家传统的天命论，指出：“儒家之言，以天为宗，以命为极，以事父事君为践履。君有父之言，有天之威；有可知，有弗可知，而范围乎我之生。”（《尊命》）这就是说，在儒家的权威中，君之言为命，是可知的，天之命是不可知的。因为天有不测风云，寒、暑、风、雨、露、雷变化无常，都与人事无关，大不可能把命令传给人间，所以儒家把君命说成天命是毫无根据的。他还提出“平均”论的经济改革主张，认为社会危机的根源在于“贫富不相济”，贫富若“大不相济，即至丧天下。”（《平均篇》）魏源也提出“变古”的主张。他不仅力主抵抗外敌，还主张以夷为师，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海国志叙》），就是要向西方学习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反对闭关自守，认为中国应该建立民族工业，以求富国强兵。他羡慕（xiànmù）西方“不设君位”“不立王侯”的政治制度。在哲学上，他看到矛盾的普遍性、主次性和转化性，指出“天下万物无独必有对”，“有对之中必一主一辅，则对而不失为独”（《默觚上·学篇11》）。正是在看到矛盾双方转化从而促进事物发展的基础上，提出了“变古愈尽，便民愈甚”（《默觚下·治篇5》）的革新主张。在认识论上指出“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乌有不行而能知者乎？”（《默觚上·学篇2》）的“行而后知”说，否定“生而知之”的天才，认为任何天才都是发愤勤学的结果，并指出众人的智慧高于个人。他说：“独得之见，必不如众议之参同也。”（《默觚下·治篇l》）太平天国时期的洪秀全（公元1814~1864年）是近代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农民革命领袖和思想家，他继承了“均贫富，等贵贱”的农民革命理想，又吸收了西方基督教教义中关于人人“平等”的说教，幻想建立一个“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太平天国”。这在近代中国虽是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但却具有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思想。他说：“乱极则治，暗极则光，天之道也。”（《原道醒世训》）这是运用传统哲学的“物极必反”的矛盾转化观点，劝导大家为实现光明中国而努力。而且重视人的地位和作用，指出“天地之中人为贵，万物之中人最灵。”（《洪秀全选集》第15页）主张事在人为，“古来事业皆由人做”，反对“不自贵而贵于物，不自灵而灵于物”。只要努力奋斗，就能建立一个理想社会。而且以西方基督教的平等思想为武器来反对天命论。他试用“精气”来说明上帝的万能，指出气是世界万物的本原，世界万物“皆禀皇上帝一元之气，以生以出”（《原道党世训》）。他在近代哲学发展史上占有特定的历史地位。他的平等、平均的民主思想，高于传统的朴素唯物论；他的宗教形式，低于传统的唯物论。这种哲学思想的矛盾体现了农民的本质。戊戌变法时期资产阶级改革派以“西学”、“新学”为武器，批判“中学”、“旧学”，论证变法维新的合理性。他们以“世变事亦变”的进化历史观，反对守旧、复古的不变论；以朴素的唯物倾向的自然观，批判程朱理学；以西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论和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否定了“存天理、去人欲”的封建教条。但他们看不到人民的伟大力量，而把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夸大了“仁爱”、“心力”的作用，陷入了唯心史观。他们的代表人物是康有为、严复和梁启超等（后有专节介绍）。辛亥革命时期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高涨时期，革命民主派的哲学思想在很多方面超越了改良派，他们在和改良派（这时已堕落为保皇派）的论战中，充分论证了以革命的手段推翻满清政府的必要性；以唯物的倾向批判了上帝创世说，宣传无神论。革命民主派的代表孙中山还提出了“行先知后”、“知难行易”的认识论和民生史观等（后有专节介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无产阶级革命逐渐走向成熟的时期，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进行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时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后期。这时期买办封建专制政权被推翻，孙中山建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只是不能实现的空想，因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国内国际条件的不允许，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一再遭到帝国主义国家的冷遇和破坏，而国内的国民党右派又一直反对孙中山的国民党左派，使得反帝反封建、建立民主共和的愿望不能实现。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才建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适合中国国情的人民共和国。这时期中国的先进入物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于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中国的优良传统相结合，使中国近代哲学获得了崭新的积极成果，形成了中国化、民族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后有专节介绍）。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近现代中国哲学的特点是：第一，伴随着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西方列强的侵华活动，逐步将闭关锁国的中国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人民面临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和出于救亡存、振兴中华的目的，中国哲学界重新掀起了“西学东渐”的思潮，引人并研究西方哲学。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中主要是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注重“天赋人权说”、“社会契约论”等，同时严复也译介过赫胥黎的《天演论》和孟德斯鸠的《法意》等。在“五四”运动中，以李大钊为首的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们认为“探本之论在其思想”，即哲学思想（《李大钊文集》上，第351页），并有《新青年》《民铎》和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作为“西学东渐”的传播媒介，还成立有“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等专门机构，这些都说明近代中国哲学在学习、研究西方哲学方面颇具规模和深度。第二，中国近现代哲学在如何对待“西学东渐”上存有不同观点的激烈争论，并逐渐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在清末时期，封建士大夫主张“保存国粹”、“发扬国粹”，拒绝“西学东渐”；洋务派张之洞等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依靠封建传统文化、传统哲学实现国富民强；“五四”时期的胡适则主张“全盘西化”、“一切都应采用西洋的法子”（《新青年》第5卷第1号）；还有“西体中用”也是“全盘西化”论；改良主义者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试按照西方君主立宪制模式在中国变法维新；贺麟还把西方康德、黑格尔的“理想文化”和中国儒家思想结合起来，建构“新心学”；冯友兰则把西方的新实在论和中国的程朱理学结合起来，建构“新理学”。他们的哲学标志着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开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认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但“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8页）。也就是说，对外国文化，既不盲目排外，又不全盘酉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哲人，选择了西方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作为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指南，而且在中国革命中获得了成功，这是中国哲学史上“西学东渐”进程中的重大转折，表明了近代中国哲学吸取、借鉴、融化人类哲学文明成果的深度与广度，说明了中国哲学的发展既有其自身的动力，又有其学习、吸收、借鉴外来哲学文明的成果，使中国哲学走向现代化、世界化的道路，实现其“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正确方针，使中国近现代哲学成为崭新的哲学，也可称之为“新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