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杀1个人可以拯救5个人的生命，那么他应该被杀吗？

试想一下你面前是一条铁轨的分叉路，其中一条轨道上有一个人，而主轨道上有五个人。这时一辆电车正在飞速驶来，由于距离过远，你无法通过叫喊让这六个人远离轨道，恰好你的面前就是转换轨道的拉杆，如果拉动拉杆，那五个人就会幸免于难，只有另外轨道上，那唯一一人会死亡，但如果说你不拉动拉杆，作壁上观，那么这五个人都会死，而另外一个人则会幸存。换句话说，这六个人的性命，在此时此刻，全掌握在你一人手中，是为多数牺牲少数，还是让少数幸存呢？

事实上，无论我们使不使用拉杆，都会导致死亡人的责任，只不过在于多或少而已。因此、大部分网友都会选择拉动拉杆，为了多数而牺牲少数，至少这样做，只用牺牲一个生命而不是五个生命。那么我们再把问题换一下，假如说这五个人是陌生人，而那个单独的人则是你的至亲或者是好友，在这种情况下，你的选择会做出改变吗？

其实我们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会被自己心中的“道德规范”所约束，大家注意我所说的这个道德规范，指的并不是公众共同认为的道德标准，而是存在于每个人心中，只属于自己的那一个标准。假如说你是一个重情重义，对于家人和朋友看得很重的人，那么相信你肯定会选择拯救那一个人的性命；反之，假如说你是一个更加理智的人，认为五条人命大于一条人命，那么就算这个人是你的熟人，你也会选择牺牲他来挽救那五个陌生人。

其实无论你做出哪种选择，你的内心都会受到个人道德的谴责，因为每一种后果都与你息息相关，从结果论的角度而言，挽救五个人的性命，好像的确好过挽救一个人的性命，但是换种角度，那就是五条性命真的大于一条人命吗？从我们的道德感官上说，五条人命必然大于一条人命，生命不分高低贵贱，即使是犯罪的死刑犯，法律也会保障他们在行刑前的个人安全，且必须用正当的方式执行，因此这五条性命相比起那一条性命而言，自然是更加值得挽救了。

但是要是从法律层面来分析这个问题，结果就不一样了，数量是不能用来衡量生命价值的，中国法律明确规定，任何人都没有权力，剥夺一个从未犯罪的人的生命。假如说我们不扳动拉杆，那么你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局外人”，就算最终造成五人死亡，你也不用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可如果你扳动了拉杆，就属于你为了挽救五个人，而亲手杀死了一个人，这种行为在法律上被称为是“紧急避险”，但是由于仍有一人死亡，那么究竟算不算“避险过当”，也值得商榷。

总的而言，这种要“达到最大善”的行为，正是功利主义最大的特点，功利主义者们提倡追求的是“最大幸福”，也就是让更多人获益，必要时甚至可以牺牲少数人。电车难题最早是由哲学家菲利帕·福特，于1967年发表的《堕胎问题和教条双重影响》论文中提出来的，用来批判伦理哲学中的主要理论，特别是功利主义。功利主义提出的观点是，大部分道德决策都是根据，“为最多的人提供最大的利益”的原则做出的。从一个功利主义者的观点来看，最好最稳妥的选择应该是拉拉杆，拯救五个人，只杀死一个人，但是功利主义的批判者认为，一旦拉了拉杆，你就成为一个不道德行为的同谋，要为另一条轨道上单独一个人的死负部分责任，然而其他人认为，你身处这种状况下就要求你要有所作为，你的不作为将会是同等的不道德。

总之，不存在完全的道德行为，这就是重点所在，只不过在这些选择当中，总有一个更好的选择，矮子里面拔高个嘛。世界上多位哲学家都提出过相应的功利主义思想诸如坎伯兰，哈奇森，亚里斯提卜，伊壁鸠鲁亦或是休谟，墨子墨翟其实也算是，而英国法理学家哲学家杰里米·边沁总结了以上前人们的思想。边沁认为，人的苦乐主要是根据自身身体状况来进行评判的，但是也是存在次要状况的，次要状况主要包括性别、地位、教育、气候、政府状况等，导致个体在主要状况上表现出差异性，人类绝大多数场合都在无意识地奉行功利原理，或是用来规范或评判自己的行为，或是评价他人的行为，而由此所引发的任何道德上的谴责，往往是因为人类的理性不足、错觉或混乱、害怕或者偏见。

电影《流浪地球》中的人工智能MOSS，也曾“发自肺腑”的感叹过，“让人类永远保持理智，是一种奢望”。因为只要你是一个正常人，社会准则、道德标准、伦理、三观都会影响你的行为和判断，永远理智只能用来形容机器，人类是不可能一直保持理智的。其实功利主义的理论基调是“苦乐主义”，主要以寻求快乐、避免痛苦为人生目的和道德标准，这些哲学家把众人的行为归结为一点，只考虑一个目的，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作为一切政治制度的正当的目标。在我个人看来，假如说这些功利主义者主导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我们可能在发展速度上的确要比现在快上不少，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必定会有无数人因为各种各样“正当的理由”被舍弃，被人类文明进步的车轮碾碎。

在历史上，各个领域的伟人也发表过不同的看法，数学家韦德伯恩就说功利原理是个危险的原理，它并不适用于所有的场合，因为奉行苦乐主义那一套，认为人类的本性就是在追求功利，想要获得更多地快乐与利益，减少痛苦与祸患的发生，一项行动能够给个人或共同体带来任何好处，便是符合功利原理的行动，而不符合就是错误的。我和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康德有同样的观点，那就是每个普通人都具有同情和同情偏向，就像在这个电车难题当中，我们扳动扳手后，的的确确拯救了五个人，让五个不同的家庭远离了痛苦的深渊，但是我们仍会同情死亡的那一个，而评价一个行为是否合乎道德，最重要的是看行为者的动机，就是主体的道德自律，所以哪怕我的行为造成恶劣的后果，但只要我的动机是好的，行为是出自我的善良意志，那么这个行为就是善举。

但是如果按照效果论来进行评定，就是我的行为是否符合道德，要看这个行为是否带来好的后果，或可以说能否增大快乐和减少痛苦。而从法理学角度来论述，功利主义者基本上都认为，“法律本身不具有任何独立价值，其仅有帮助实践功利主义的工具价值”，既然法律的目的就是为了增长人们的幸福，所以就应该尽可能排除损害，在此过程中的所有惩罚都应是正确的。但是真的要说为了五个人杀一个人，我本人是不支持这个观点的，生命不仅仅只是由数量决定，我们最能做出的最好行为，都只是由个人的道德所决定的。回到电车难题，你们注意了，我们之前的身份一直都是一个局外人，那么假如说那一个单独的人换成是我们呢，你会为了那五个素不相识的人牺牲自己吗？在你的内心深处，到底是想要自己活命，还是牺牲自我拯救他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