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梁启超。这是晚期的。早期的有早期维新派的思想，反映了正在兴起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早期维新派在经济上主张振兴工商业，在文化上主张兴办学校，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他们有的还主张在政治上实行君主立宪。他们从洋务活动中体会到，洋务派单纯照搬某些外国的制造技艺是不够的。
  他们主张，不仅要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更应该学习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 如冯桂芬的维新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名著《校邠庐抗议》中，他指出清政权的弊政“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产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不符不如夷”；第一次明确具体地提出了内政、外交、军事、文化全面改革的必要，如博采西学、废除八股文、改革科举、奖励科技人才、减均赋役、发展农业、兴修水利等；他主张“采西学”、“制洋器”，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王韬于1874年创办《循环日报》评论时政，以《弢园文录外编》最能反映其政治、经济思想。王韬鼓吹中国必须变法，兴办铁路、造船、纺织等工业以自强，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提出“变法”的口号。他在探讨君主制制度下的君民关系时，提出了重民思想，介绍了西方国家“君主”“民主”“君民共主”三种政治制度，最早提倡废除封建专制，建立“与众民共政事，并治天下”的君主立宪制度。
   薛福成先后出任驻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等国的使节，广泛了解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情况，他的《筹洋刍议》最能反映其主张变法维新的思想，他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致力于介绍西方科技政治，曾盛赞欧洲君主立宪制度“无君主﹑民主偏重之弊，最为斟酌得中”。
   郑观应所著《盛世危言》是早期维新派中具有典型性的书籍。《盛世危言》贯穿着“富强救国”的主题，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他竭力主张速行君主立宪；广办报纸；改革官员选拔制度，官吏应由民选产生；发展教育，注重掌握西方天文、地理等新式人才的培养；改革科举考试，增设格致、电子、医学等新科目，录用精通西学的人才。
   在经济方面，郑观应提出了著名的“商战”理论，“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 ，主张以商立国，以工翼商。这样的主张就和洋务派的宗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有了区别。 （二）维新变法思想的主要内容 19世纪90年代，维新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以康、梁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人士是中国19世纪末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站在时代前沿，顺应世界历史潮流，将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同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相结合，探索救国救民真理，奠定维新变法的理论基础，努力扩大维新变法思想的传播，造就维新变法的人材，形成了维新变法运动的高潮。
   90年代初，康有为在广州开办万木草堂，招徒讲学，阐发维新变法的思想。康有为把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学说同传统的儒家思想相结合，宣传维新变法的道理。他把进化过程划分为三大阶段：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春秋之义，有理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而每一世都有他相应的政治制度，君主专政适于据乱世，君主立宪适于升平世，共和制度适于太平世。
  当人类从较低的社会层次发展到高层次，政府的形式也要相应改变。康有为的维新思想在社会上引起极大轰动，被称为“思想界之大飓风”。 梁启超在上海担任《时务报》主笔期间，发表《变法通议》等论文。梁启超的文章文笔犀利，饱含激情，通俗新颖，富有哲理性。宣传“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道理。
  猛烈抨击封建顽固派的因循守旧，阐述变法图存的道理。认为只有实行变法才是救亡图存的唯一出路。 严复也对封建专权制度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呼吁变法图强，挽救危亡；创办《国闻报》，编辑《国闻汇编》，宣传维新思想。他的译著《天演论》在1898年维新运动高涨之际正式出版销行，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代表资产阶级的译著，以崭新的理论启迪了中国长期为封建主义所笼罩的思想界，”物竞天技、适者生存”，进化论成为当时及此后的主流思潮。
  他主张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理论 ，是其救国方案的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