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谟的观点是：
1、“是”与“不是”（实然关系，事实判断）和“应该”与“不应该”（应然关系，价值判断）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关系
2、对于一个事物作出“是”与“不是”的判断，不能直接得出“应该”与“不应该”的结论
3、从前者到后者的转换，必须通过论述和说明。
例如：乌鸦是黑的。不能推出乌鸦应该是黑的。要认定乌鸦是而且应该是黑的，必须经过论证。

什么是“李约翰难题”？

“李约翰难题”可以表述为：“中国近代为何科技落后？”

　　提出这个问题的是美国传教士李佳白的儿子李约翰，李约翰在中国长大，一生在中国待过23年，是1900年义和团包围北京外国使馆区时，幸得无恙的美国人中年纪最小的一个。他于20世纪30年代中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任教期间、广泛收集英、美、德、法等国的外交档案、著作和回忆录等资料，写成《清帝逊位与列强（1908-1912）》一书，重新叙述了1908-1912提这段极为复杂的历史时期。

　　杨振宁先生曾经声称他解决了李约翰难题，说原因是中国文化只有归纳没有演绎。这个观点很多人是不认同的。
　　总的来说，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缺乏抽象思维能力。这个话题，应该从我们祖上的哲学说起。中国哲学缺乏形而上学，并因此导致了思维方式的落后，具体体现在思维方式没有演绎和归纳以及形式逻辑的缺失。人类知识的每一次飞跃都离不开归纳和演绎。从具体的现象中归纳出抽象的假设，再以归纳为前提演绎到具体中去，这是现代科学的必经之路。但我们祖上在这方面一直处于低级蒙昧状态。以几何学的“勾股定理”为例，虽然我们的中学教科书里说我们祖上早就发现了“勾股定理”，但事实上，我们祖上的定理只是“勾三股四弦五”这么一句话，也许我们祖上从大量的土木工程里发现了具体的实例，但是，因为归纳能力的确失，只能很原始的说一句“勾三股四弦五”，离定理差得远了，更不具备广泛演绎的基础。
　　“四大发明”都是宋以前的，宋之后的一千多年，中国人全部白活了？原因很简单：四大发明全部是偶然之中发现某物具备某种实用功能，是偶然所得，中国当时具有全世界最大劳动人口基数，因而四大发明发生在中国是大概率事件。一言以蔽之，四大发明并不需要太多抽象思维能力，而抽象思维能力的缺乏，使中国一千多年没有科技发明。

　　西方近现代科学的发展，是他们出色的抽象思维和严密的逻辑的必然结果，而他们的思维和逻辑必然要上溯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德等先贤在哲学上的出色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