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1876年～1951年）天津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著名爱国教育家。

张伯苓先生出生于清光绪丙子二年四月五日清明节，其生长在一个中等市民家庭，父亲是一名到处奔波的戏曲琴师（沽上人称“琵琶张”）。清末政治腐败，社会动荡不安。张伯苓自幼聪颖刚直，见义勇为，常为弱者争公讨理，助人为乐，又酷爱学习，因家寒依附别人私馆就读。

此时正直清臣李鸿章大力开办洋务，在天津成立北洋水师学堂，官费学习，每月津贴白银四两五钱。年仅14岁的张伯苓便考取北洋水师，苦读5年，学习驾驶，每次考试名列第一，1894年张伯苓以优等夺魁成绩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时值甲午战败，20岁的张伯苓被派往“通济舰”服役3年，习枪炮鱼雷和驾驶。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甲午败绩，西方列强欲食肉瓜分中国。英帝强租我山东威海卫，清廷应允。而威海卫在甲午战争时，为日帝所占，列强协议英强租借，清廷派大员乘“通济”舰轮前往办理接收、转租手续。张伯苓随往，亲睹“国帜三易”（接收时，先下日旗，后升国旗，隔一日又改悬英旗。），悲愤填胸，深受刺激！先生为雪国耻，痛感欲救国危，非造就爱国人才不可。欲造就人才，非兴办新教育不可，发教育遂救国宏愿。

1898年，张伯苓毅然弃武从文，决心兴办新学，教育救国，当年11月应津门清府著名翰林严范孙廷聘，在严馆授西洋学（英、理、算、化诸科）。1901年应天津名绅王奎章之请至王馆教西学，此时先生上午在严馆，下午至王馆，约六载。1904年严范孙先生与张伯苓东渡日本考察中学大学教育，见日教育发达，愈感“知彼邦之富强，实由教育之振兴，益信欲救中国，必从教育入手”。归国后严公与先生商议成立中学堂，当年10月王、严两书馆合并成立“私立中学堂”。1907年中学成立4年，学生人数骤增，校舍难容。吃紧之时，津门邑绅郑菊如在“南开洼”捐地10亩，是年2月23日教职、学生迁入南开新校，校名改称“南开中学堂”。

张伯苓先生，为教育救国，到处奔波筹款办学，为把南开教育创办成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曾征求全国教育界，学术界知名人士卓见，多次出国考察教育，吸收西方教育科学加以“土货化”为我所用，办出高水评的南开教育体系。其办学体系宗旨在于造就人才。培养救国建国栋梁人才和领袖人才，因而治学严谨，礼聘名师，亦图强建国，施行高质量水平教授。为培养我国高级建设人才，又于1919年9月25日创立南开大学，1923年9月成立南开女子中学；1928年8月成立南开小学。

九一八事变后，张伯苓校长爱国抗日，曾多次组织师生到察哈尔省慰问抗日同盟军将士，积极支持学生抗日救亡活动和爱国行为。1934年10月第十届华北运动会在天津宁园召开，南开啦啦队同学举旗组成“勿忘国耻”字形，进行表演，当即受到日本领事机构的“抗议”。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魔瓜已伸向东北，先生高瞻远嘱，1936年3月命中学部喻传鉴主任到四川重庆筹建南开中学，当年9月开学。

1937年“七七事变”，天津南开中学、南开大学惨遭日寇轰炸，天津南开中学迁往重庆与渝合并，改名为南开中学。南开大学迁往昆明，与清华、北大合并为西南联大。抗战时期重庆南开屡遭日寇狂炸，南开中学不断修整、扩展，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坚持高质量高水平办学，因而重庆南开在大后方享有很高的声誉。

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张伯苓校长命黄钰生、喻传鉴先生回津办理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复校工作。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先后三次到重庆南开中学劝张伯苓校长一同去台湾，匀被先生以“不原离开大陆，不愿离开南开学校师生”为由加以拒绝。张伯苓校长从1898年至1949年11月重庆解放，他把整个一生献给中国近代教育事业上，他把整个心血倾注在南开教学上。他制定的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 ，培养着救国力量。他主张“德智体”三育并进，则是把爱国教育放在首位。

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张伯苓先生向毛主席致电表示祝贺。同年5月周恩来总理派飞机接先生回北京。9月15日张伯苓先生欲回天津，周总理与夫人邓颖超在中南海西华厅设宴饯行。1951年2月23日，张伯苓病逝，终年75岁。周总理专程来津张宅吊唁，并以“学生周恩来”名义送花圈，以志哀思。

张伯苓先生，他不仅是一位教育理论家，而且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实践家。他的卓越成就，曾被上海圣约翰大学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他是近代天津名人之一，更是天津人民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