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 李贽的详细资料 李熬的详细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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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1527~1602)明代官员、思想家、禅师、文学家,泰州学派的一代宗师。初姓林,名载贽,后改姓李,名贽,字宏甫,号卓吾,别号温陵居士、百泉居士等。嘉靖三十一年举人,不应会试。历共城知县、国子监博士,万历中为姚安知府。旋弃官,寄寓黄安、麻城。在麻城讲学时,从者数千人,中杂妇女,晚年往来南北两京等地,被诬,下狱,自刎死。李贽著有《焚书》、《续焚书》、《藏书》 李贽(1527-1602年),字宏甫,号卓吾又号温陵居士。福建晋江人, 明末杰出思想家和进步史学家。 李贽出生在一个回教徒的市民家族。原籍河南,姓林,元朝以后迁来福建。三世祖因反对封建礼教,得罪林姓御史,被扣上“谋反”罪名,为避祸改姓李。李贽幼年丧母,随父读书,学业进步迅速。自幼倔强,善于独立思考,不信回教,不受 儒学传统观念束缚。12岁开始作文,反对孔子把种田人看成“小人”。26岁中举人 。30岁至45岁为官,先后任河南辉县教谕、南京国子监博士、北京国子监博士、 北京礼部司务、南京刑部员外郎和郎中,最后出任云南姚安知府。 20多年宦海生涯,他耳闻目睹官场的种种黑暗,以及民反兵变、倭寇骚扰我东 南沿海等现实,深感明王朝内部的腐朽没落。他与那些昏官迂儒和假道学格格不入 。54岁那年,毅然辞官,寄居湖北黄安(今红安县),同大官僚耿定向的二弟耿定理探计学问。耿定理死后,耿定向屡次来信指责李贽“超脱”,两人遂由思想上, 政治上的分歧发展为公开的激烈论战。李贽只好移居黄安邻县的座城经摩庵,过着半僧半俗的“流寓”生活后来他干脆把妻女送回原籍,自己则在座城龙湖芝佛院落发,同友人周友山等知己在青灯古佛下讲学论道。他的《焚书》就是这时在座城刻 行的。书中收入了几封与耿定向论战的书信。耿定向得知,一口咬定是李贽对他的“诽谤”,并以此为借口,批示其门徒对李扫亢进行围攻、迫害。李贽被逼无奈, 只得离开龙湖,长期出游四方。 在邪恶的势力面前,李贽毫不畏惧,始终坚信正义在自己一边。在极其艰难的 条件下,李贽的另一部重要著作《藏书》在南京刻行。翌年,李贽从南京回到龙湖,原打算终老在此,岂料耿定向余党及原是李贽友人的梅国桢竟然伙同地方官吏, 暗中造出“僧尼宣淫”的谎言,对李贽进行无耻的诽谤,掀起“逐游僧、毁淫寺” 的恶浪。地方官吏以“维护风化”为名,指使歹徒烧毁龙湖芝佛院,并下令搜捕李贽。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李贽避入河南商城中。这时正值敢于直言极谏的好友马经 伦被贬后来访。李贽后来便寄寓在马家,继续从事《续藏书》的著述。 万历三十年(1602年),大官僚沈一贯指使张问达弹劾李贽“惑乱人心”,“ 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以孔子这是非为不足据,狂诞悖戾,未易枚举”。明神宗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为罪,逮捕李贽,焚毁其著作。李贽入狱后,据说明迁要押解他回原籍福建,他感慨地说:“我年七十有六,死耳,何以归为?”于是愤然自刎。 李贽的进步思想,首先表现在反对封建统握甙芽鬃拥乃枷胨党墒峭蚬挪槐涞?永恒趔李贽认为,千百年来“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这就是 说,人们对是非的评论,本来没有固定的标准,对人的评论,也没有固定的结论, 是非如同岁朋一样,日夜不停地发展变化,而衡量的标准也应该了随着社会前进而 发展变化。李贽还对宋朝以来理学家吹捧孔子“天不生促尼,万古如长夜”,的宣 传进行驳斥。他说:“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苦必 得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他还嘲讽“千古一词”、“ 千年一律”的尊孔思想,无异于“前犬吠形,亦随而吠之”的随声附和之犬。李贽 针对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教,提出了“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的进步思想。李贽尊孔言论和理学的批判,是对封建卫道者们的有力鞭挞。除此之外,李贽还同情下层人民的疾苦。他曾说“市井小夫,身履是事,口便 说是事,作生产者但说生产,力田者便说力田。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他公开为商人辩护,说“商贾亦何可鄙之有?”主张各从所好,各骋所长,发挥各种各 样的人的个性和特长。李贽这些进步的主张,在客观上反映了当时新兴市民阶层自 由发展的愿望和要求。在封建统治思想占绝对优势的时代,李贽的思想无疑像一把利剑刺中封建思想的痛处。这就是封建统治阶级力置李贽于死地的根本原因。

  李贽(1527~1602)明代官员、思想家、禅师、文学家,泰州学派的一代宗师。初姓林,名载贽,后改姓李,名贽,字宏甫,号卓吾,别号温陵居士、百泉居士等。嘉靖三十一年举人,不应会试。历共城知县、国子监博士,万历中为姚安知府。旋弃官,寄寓黄安、麻城。在麻城讲学时,从者数千人,中杂妇女,晚年往来南北两京等地,被诬,下狱,自刎死。李贽著有《焚书》、《续焚书》、《藏书》等。  李贽以孔孟传统儒学的“异端”而自居,对封建的男尊女卑、假道学、社会腐败、贪官污吏,大加痛斥批判,主张“革故鼎新”,反对思想禁锢。  在文学方面,李贽提出“童心说”,主张创作要“绝假还真”,抒发己见。李贽旗帜鲜明宣称自己的著作是“离经叛道之作”,表示:“我可杀不可去,头可断面身不可辱”,毫不畏缩。李贽在诗文写作风格方面,也主张“真心”,反对当时风行的“摹古”文风,他的这一倾向,对晚明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