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人问过一个问题，中国作为火药的发源地，为什么没能像西方一样，从冷兵器时代自发进入热兵器时代，而是一直卡在冷热兵器混用时代，始终点不开“排队枪毙”时代的科技点。

有人把这个科技落后的锅，扣在了清朝统治者头上，曾经有个命题很有名，就是假如清朝没有取代明朝，那么结果是不是会不一样。他们给出的论据很多，主要包括明朝统治者注重火器发展，军队中的火器装备率很高，而清代统治者“弓马得天下”，压制火器发展，很多人还举出明末清初的火器发明家戴梓的例子，证明中国当时已经可以制造“自来火枪”（燧发枪）。

火绳枪、中医和李约瑟难题

戴梓发明的连珠火铳（图片来自百度）

且不说最终的结论，针对上述的论据，就有很多不妥之处。首先，清朝的统治者并没有像某些文章中所说的那样，完全压制火器，相反，如果仅仅纵向对比明清两代，清代的火器显然是要优于明代的。在清代初年，就已经淘汰了落后的火门枪（三眼铳之类），全部换装了鸟枪（火绳枪），在鸦片战争前基本可以达到冷热兵器1:1的装备率。但横向与同时期的西方国家对比，则完全落后于西方的燧发枪。

火绳枪、中医和李约瑟难题

火绳枪、中医和李约瑟难题

火绳枪（上）与燧发枪（下）

当时的清王朝也不是不知道燧发枪的存在，至少在对准噶尔和对缅甸的战争中，是见识过燧发枪的威力并且缴获过燧发枪的。之所以不能够列装，除去人们常说的官方管制、周边军事压力小等原因，这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传统的工匠技艺，火绳枪是装备的极限。武器装备不同于工艺品，其最大的特点，就是需求量大，且战争爆发后消耗大，因此量产的需求往往高于对做工精良的需求。尽管有如戴梓之流的能工巧匠可以造出精良的连珠火铳，但一旦戴梓被流放，这种手艺就会陷入一种“失传”的尴尬地步。中国的传统手艺尽管有巧夺天工之处，但缺乏标准化，精确设计和计算，物件的好坏依赖于师傅的个人发挥，且关于制作方法、图纸、配方等内容，往往也含混不清。在鸦片战争中，不同地区造出的火炮质量完全不同。针对火绳枪这种十五世纪的发明，民间的工匠往往还能应付，但燧发枪这种机械精密度高于火绳枪的枪械，能够制造合格产品的却寥寥无几。

这种现象让我们不禁想到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其实这个问题应该是，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只在西方发生了？本文比较认同两个观点，第一就是经常被提到的，西方在新航路开辟后，打破了社会内卷化的魔咒，科学的发展有了充足的动力，这点这里不多做解释，相关的内容很多；第二点，就是东西方在文明发展之初，其走上了不同的哲学道路，这表现为东西方在解释自然规律的时候，采用了不同的模型体系。西方由表及里，利用精细化的数学模型作为研究一切自然的基础，而东方则采用模糊化的方式解释，这使得在很多问题上只能陷入经验主义。而经验主义的一大问题，就是人才培养的问题，因为经验的积累需要漫长的时间，且每个人对经验的理解又不尽相同，因此带来了一个无法量产的问题。其表象为精美器物仅能在一地生产、传统的中餐难以连锁化、以及优秀的中医总是很少等。

而无法量产、工业化的技艺，永远只能满足一个社会上少部分人需求，自然也无法扩大市场、降低成本从而扩大再生产。一个工业化的社会，不仅仅局限于产品的量产所带来的直接经济效益和大市场，还包括工业化教育取代私塾式精英教育带来大量优质劳动力，以及其附带的文化传播和民族意识的普及化。

这里不得不提最近被热议的中医问题，中医对疾病的治疗作用，是无可争辩的。但前文所说的传统技艺的不足之处，同样也存在于传统中医上。作为一种以经验为基础的医学，其特点注定优秀中医无法做到工业化量产而满足全民的需求。但人体、自然等复杂巨系统，不同于枪械等机械系统，采用模糊化的经验主义，往往能有奇效。因此贬低中医、甚至废除中医更是大为不妥的。其实中医的发展，可以参考近年来中餐的发展，一方面有传承下的技艺精湛的国宴大厨，另一方面还有在借鉴了西方的管理和生产模式后，能够标准化、批量化生产的连锁餐饮。同样，中医也可以一方面保留传统的技艺，培养少量的大师；另一方面对中医进行现代化，筛选出应用面广的方剂，进行标准化，并研究量产的方法，作为现代医学体系的有效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