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膑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和军事家，他的主要思想就是自己的强度去攻击对方的弱处，代表作品是孙子兵法.

孙膑（生卒年不详），本名不详（山东孙氏族谱称其为孙伯灵），出生于阿、鄄之间（今山东省菏泽市鄄城县北），华夏族，战国时期齐国军事家，是孙武的后代。

孙膑曾与庞涓为同窗，因受庞涓迫害遭受膑刑，身体残疾，后在齐国使者的帮助下投奔齐国，被齐威王任命为军师，辅佐齐国大将田忌两次击败庞涓，取得了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的胜利，奠定了齐国的霸业。

唐德宗时将孙膑等历史上六十四位武功卓著的名将供奉于武成王庙内，被称为武成王庙六十四将。宋徽宗时追尊孙膑为武清伯，位列宋武庙七十二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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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公子惠孙之后，以字为氏。卫有陶叔，为司徒后有，陶叔氏、司徒氏。 武公生季衅，采于宁为宁氏。 孙权号吴，而四世亡于晋，又有厉氏（孙皓以秀奔魏改姓厉。） 《唐幽州内衙副将、中散大夫、试殿中监乐安郡孙府君神道碑》与《唐故魏州昌乐县令孙君墓志铭》等碑文，孙武源出卫国姬姓孙乙。唐代孙壬林自述家族世系的碑文记载孙膑是卫武公的后代。

孙膑青年时曾与庞涓同学兵法,后庞涓任魏国将军,嫉妒孙膑的才能,设法把孙膑骗至魏国,借故处以膑刑。孙膑身残志坚,受辱不屈,暗自准备逃走。当齐国使臣来魏时,孙膑往见使臣,诉说自习的遭遇与见解,深为齐使所赏识,就秘密将他带回齐国,在齐将田忌家作门客。后“田忌赛马”事件后，被荐于齐威王，成为齐国的军师。一、围魏救赵的桂陵之战齐威王三年(公元前354年),魏将庞涓率军八万包围了赵都邯郸。次年,齐威王派将军田忌率军八万救赵。田忌本欲直趋赵国,孙膑劝阻他说:“解乱麻不能生拉硬扯,劝斗殴岂能自己卷入。魏军主力精兵尽在赵国,国内多是老弱之军,在此情况下,应避实击虚,攻其必救,向魏都进军,以调动在赵魏军回师自救,而于其归途中与以截击,既可解赵之围,又可诱歼魏军,一举两得。”并建议“南攻平陵(河南雎县西)”。平陵是魏国东部平原地区的军事重镇,较难攻取,且有受魏军夹击被切断后方联络的危险。孙膑对此本来也很了解。他之所以决定向平陵进攻,就是为了使庞涓产生齐将指挥无能的错觉。田忌采纳了他的建议,挥军南进。当齐军接近平陵时,孙摈又建议只派一部兵力佯攻平陵,并指示他们,如果遭到魏军的夹击,就假装败退下来,进一步使庞涓产生齐军战斗力很差的错觉。此外,还另派一部轻车部队及少量步兵“西驰梁郊”,佯示袭击大梁(河南开封),以激怒庞涓,诱其急速回救,而将主力埋伏在判定魏军必经的桂陵(河南长垣北)附近。庞涓果然中计,尽撤邯郸之围,昼夜兼程南下,在柱陵遭到齐军主力攻击。经过在邯郸与赵军的长期对峙,魏军实力已大为削弱,加以长途跋涉,已成疲惫之师,突然遭到以逸待劳的齐生力军的截击,仓皇应战,终于樱败,遭到歼灭性的打击。二、减灶诱敌的马陵之战齐威王十四年(公元前343年),魏军攻韩,战于南梁(河南汝州南)。韩向齐求救。次年,齐派田盻与孙膑率军救韩,直趋大梁(魏国都河南开封)。“魏将庞涓闻之,却韩而归。”魏惠王命太子申、庞涓率军十万,经宋国边邑外黄(河南民权西北)北进迎击。孙膑对田盻说:“魏军素悍勇而轻齐,”正应利用其轻敌心理,“因其势而利导之”。于是采用了示弱诱敌、设伏聚歼的方针,由齐西境凛丘(山东郓城西北)地区进入魏境后,第一天做十万入饭灶,第天做五万人饭灶,第三天只做三万入饭灶。进至煮枣(山东荷泽西南)一带时,知魏军已东进至外黄即伪示不敢与魏军决战而退走。庞涓进至济阳(河南兰考东北),得知齐军撒退和逐日减灶的情报,向太子说:“吾固知齐军怯,人吾地三日,士卒即亡过半矣。遂率轻锐以一日走两日路程的急行军追击齐军。齐军退至齐边境之马陵(东范县西南)时,孙膑据魏军行军速度预计当晚追至马陵。马陵道狭地险,两旁树木茂密便于设伏。孙膑把主力隐蔽于预定伏击地域两侧并在伏击地域的前方用战车、大盾蒺藜等构成野成壁垒以截断敌之进路；又派出万名弩兵,隐蔽于道路两侧森林中,按规定信号发起攻击。不出所料,魏军于孙膑预计时间进入设伏地域,陷入重圉。齐军万弩齐发,魏军大乱,庞滑愤愧自杀,主帅太子申被俘,从此魏国一蹶不振,“诸侯东而朝齐”孙膑也因之名扬天下。马陵之战后,齐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始终支持孙膑的田忌,在内部斗争中失败,被迫逃去楚国,孙膑从此也不知所终,仅有所著《孙膑兵法传世》三、《孙膑兵法》及其军事思想《孙膑兵法》是继《孙子兵法》之后,我国古代的一部重要军事理论著作,它是孙膑及其后学所著。《汉书·艺文志》称之为《齐孙子》。据说原书共八十九篇,附图四卷。大约在东汉以后散失,直到1972年,才在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葬中重新出土。一部竹书可惜仅存三十篇,而且残缺不全。《孙膑兵法》不仅继承了《孙子兵法》光辉的军事思想而且结合战国时期的战争特点,有所发展,有所创新,是先秦时期战争实践的总结,是我国古代军事理论的珍贵遗产。通过《孙膑兵法》,可以看出孙膑的军事思想。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点:1.孙膑的战争观孙膑继承了孙武的慎战思想,反对穷兵黔武和好战喜功。他告诚说:“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还认为不好战喜功才是用兵的最高原则。他说:“恶战者,兵之王器也”。他说:“夫兵者,非士(侍)恒势也”“不得已而后战”,也就是说,战争并不是可以永久恃仗的和经常使用的手段只有在不得已时,才使用它。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孙膑又认为战争是统治者不能不用的于段。他以大量历史事实,说明自古以来,不论是“五帝”还是“三王”,都是通过战争禁暴乱止争夺的,总之,他既反对急功好战，也反对“责仁义、式礼乐、垂衣裳，以禁争夺”的幻想。他明确地指出:战争是强制敌人服从我的意志的暴力手段。“战胜而强立,故天下显矣”它既不可溢用,也不可不用,必须“事备而后动”。“事备而后动”的实质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无把握之仗。他所谓“事备”指的是委(物资储备)和义(战争的正义性).他认为这两项条件,是取得胜利最根本的条件。他说:“夫守而无委,战而无义,天下无能以固且强者。”这说明孙膑当时已看出战争的胜利,取决于物质与精神(经济与政治)这两个最基本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