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值得一过的人生

——《在义与利之外》赏读

湖南/吴同和

周国平是深受当代青少年读者喜爱的著名作家、哲学家。大学校园里盛传一句话：“男生不可不读王小波，女生不可不读周国平。”他的诗文作品，深蕴哲理，文采飞扬，集哲学和文学于一身，融理性和感情为一体，贯穿着对人生重大问题的严肃思考和对现代人精神生活的密切关注。《在义与利之外》就是这样一篇精美的哲理散文。

“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是佛门弟子的清规，欲六根清净的僧人们，无嗔无喜，无欲无求，不计较义利、得失、荣辱、沉浮,倒也自在。其实，他们活得也累，过禁锢，太压抑。晨钟暮鼓，唱诗诵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便“匆匆”而逝。 稍做调查，却发现，皈依我佛，如弘一大师李叔同者毕竟少数，有些僧人落发之前,或看破红尘，或心如止水，或命乖运蹇，或大恶大奸，遁入空门，为的是寻求解脱，乃不得已而为之；到头来，终因熬不下去而还俗的，大有人在：此非“义”“利”所驱，惟“情”使然也！

泱泱华夏，是否出现过“人皆君子言必称义的时代”，不得而知。《韩非子·五蠹》云：“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剪，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夫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故传天下而不足多也。”韩非子以为，古之天子无利可图，仅为履“义”，送个皇帝给别人当也无足称道。然《历史研究》杂志社编审王和先生考证：

后代的史家之所以用“禅让”这一后代的政治概念来说明尧舜禹之间的权力转移,正因为“禅让”的意义即在于指“最高政治权力的和平交接”。

但是历史文献还有另外一种迥然不同的记载……“《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战国以后的文献中,记载的情况就更加激烈了。例如《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说：尧欲传天下于舜,鲧谏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传之匹夫乎!”尧不听。举兵而诛,杀鲧于羽山之郊。共工又谏曰：“孰以天下而传之匹夫乎!”尧不听,又举兵而诛共工于幽州之都。（《尧舜禹时代再认识——关于中国国家起源问题的几点思考》）

这就奇怪了。帝舜至德至圣，为中华道德之始祖，人所共知。何以为践帝位而大开杀戒？难道仅为蹈大“义”而不顾，就丝毫也没有营“利”的分子？

看来，无论圣人贤君，还是凡夫俗子，无论是“大义灭利的真君子”，还是“借义逐利的伪君子和假义真情的迂君子”，都可能因“利”而忘“义”。惟其如此，“在义与利之外”的“真性情”才值得弘扬光大。

何谓“真性情”？汶川大地震给灾区人民带来了灾难，亿万中华儿女闻风而动，用各种方式支援灾区人民，其大爱大美，感天动地；“神六”“神七”遨游天庭，是科技精英们集体智慧的结晶，其中无名英雄数以万计，他们无怨无悔，奉献真情；任长霞这位人民公仆，除暴安良，造福桑梓，她的名字与桑梓同在；杨光这个快乐的盲人，用音符描绘着美好的生活，使我们感受到生活更加阳光；以“白菜青盐苋子饭，瓦壶天水菊花茶”伴随一生的郑板桥，官品、人品、文品俱高，名闻天下；日本电影《远山的呼唤》有个细节，一对青年夫妇从城市来到山乡，面对着蓝天白云、浩渺原野，兴奋得狂呼大叫，忘情的滚作一团，释放着融入大自然的愉悦之情……这些人，情商（EQ）明显高于常人，既能认识自身的情绪,又能妥善管理自己的情绪,情感生活丰富但不逾矩。无论是群居独处，从政治学，他们都能“率性而行，适情而止”；同甘共苦皆可友，举手投足总关情。

当今社会，和谐稳定，繁荣昌盛，国泰民安。人们的思维模式和生活理念都必然发生变化，对司空见惯的社会问题会重新思考。比如界定“义”“利”，人们也许更愿意接受周国平《在义与利之外》就人生哲学所提出的全新命题：“如果说‘义’代表一种伦理的人生态度，‘利’代表一种功利的人生态度，那么，我所说的 ‘情’便代表一种审美的人生态度。”而当我们用这一命题思考人生时，则发现“义”、“利”、“情”这三个概念竟是如此奇妙的相互并列、关联，但同时又如此奇妙的相互排斥、对立。诚如周国平先生所言：“义和利，貌似相反，实则相通。‘义’要求人献身抽象的社会实体，‘利’驱使人投身世俗的物质利益，两者都无视人的心灵生活，遮蔽了人的真正的‘自我’。”从而指出，唯有“情”，能彰显自我，能回归本心。殊不知，“有真性情的人，与人相处惟求情感的沟通，与物相触独钟情趣的品味。更为可贵的是，在世人匆忙逐利又为利所逐的时代，他待人接物有一种闲适之情。”始终能保持“一种不为利驱、不为物役的淡泊的生活情怀”。所以，无论什么人，一旦拥有“在义利之外”的“情”，无论是“没有得到你心爱的东西”，还是已经“得到了你心爱的东西”，都同样意足心满，乐而忘忧——这是高层次的审美愉悦，一种“更值得一过的人生

哈哈 不要太感谢我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