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董仲舒建议汉武帝实行的统治政策。所谓的“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指的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前者是后者的别名。是董仲舒于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提出，在汉武帝时开始推行。《董仲舒传》中记载了董仲舒提议的原话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在《武帝纪赞》中，记载了汉武帝的做法是“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该思想，已非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原貌。而是掺杂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体现了儒家思想的“兼容”与“发展”特性，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新思想。它维护了封建统治秩序，神化了专制王权，因而受到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推崇，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和主流思想。董仲舒指出的适应政治上大一统的思想统治政策，很受武帝赏识。

儒术完全成为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而道家等诸子学说则在政治上遭到贬黜。 [1]  [2-3]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西汉武帝实行的封建思想统治政策，也是儒学在中国文化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标志。

秦始皇焚书坑儒独留秦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异曲同工吗？

秦始皇的焚书坑书和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历来被很多人认为是对于思想的钳制。

不否认，这两起事件确实起到了整顿思想的作用，但对于一个大一统王朝来说，思想的统一性是非常重要的，这并不能作为攻讦其的理由。

如果从实际来看待这两起事件，后世对其的描述有太多的不实之处，多为以讹传讹。

除了对于思想上的统一之外，焚书坑儒和独尊儒术的背后，都是有着不得不为之的原因。

“焚书”与“坑儒”，历来传说多有歪曲“焚书”一事其实很简单，就是李斯建议秦始皇烧了一些书而已，但所烧之书并不是没有选择的，也绝非只留了“秦书”。

《史记》当中是这样讲的：

丞相臣斯昧死言：……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从这段记载里可以看到以下几条信息：

第一，国家修撰的史书中只留秦记史书，其他烧掉；

第二，博士官所职之书，要予以保留；

第三，医药卜筮种树方面的技术类书籍，不烧。

只保留本朝所记史书，这是无可厚非的事情，因为国家修史自然会带有立场，它和私人撰写的史书所代表的意义也不一样。

私人撰史，比如司马迁作《史记》，他自己也说是“一家之言”，代表着他对于历史的看法，至于读者信还是不信，那都是无所谓的。

官修史书，它们所代表的是正统地位，所以只能保留本朝所修的历史。这一传统是在古代社会中一贯延续的，私修前代历史那是抄家灭族的大罪，因为这种行为和造反无异。

毕竟，依旧沿用前朝的正统口吻叙事，那就是否认本朝的正统地位，实际上就是造反。

这一点，参考清朝前期的文字狱，很多私修明史还沿用南明纪年的学者，死的不冤。

而对于技术类书籍不消说，这种内容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百姓都用得到，自然要保留。

但是，秦朝所烧的其他书籍，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非博士官所职”，也就是说，不是国家正规机构收藏、出版的书籍，统统烧掉。秦朝设立“博士”这一官职，就是掌管史书记事和书籍典章的。

那么，秦朝是否流通这些书籍呢？是有流通的。

《史记》中“项羽本纪”有这样一段话：

籍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虽吴中子弟，皆已惮籍矣。在此之前记述了项羽曾经学“书”，而在这一段话里，也有“才气过人”的评语，并且是和“力能扛鼎”并列的，这是文武双全。

吴中子弟多为知书之人，他们忌惮项羽，自然不是因为武力打不过他，毕竟项羽自身的身体素质极佳，“力能扛鼎”在历史上本身也没有几个人能做到。他们对于项羽的忌惮自然在于其文采上的造诣。

试问，如果秦朝没有流通书籍，那么江东子弟所学习的“书”从何而来？

所以，“焚书”并不是像后世流传的那样，秦朝见书就烧的行为，也很难想象一个朝代的统治者能做出如此荒谬的决定，这是，没有现实依据的。

甚至有人怀疑，汉代出现的文化断层，很多古代典籍的失传，是因为楚汉相争的战火所致，这些珍贵的典籍被销毁了。

不得不说，这一说法从道理上来讲，更能经得起推敲。

“坑儒”事件也不是坑杀儒生，而是坑杀了一些违法犯忌的人，其中以方士居多。但是，这一事件的背后是秦朝庙堂中两股势力的交锋。

秦朝以法家立国，所以必须在大一统之后加强集权制，那么就一定要施行“郡县”，而不能再继续“分封”。

但是，秦朝立国之后，分封和郡县之争一直存在。

第一个提出继续分封的是丞相王绾，也是为了秦国发展考虑，所以秦始皇将这个问题拿到了朝堂之上进行讨论。

此时，李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分封制”真正动乱的缘由，不是因为地缘问题，而是因为血缘问题：

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後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也就是说，在分封制最初阶段，天子与诸侯那是血缘极近的兄弟，自然不会有问题。但是，几代人之后呢？血缘关系的逐渐淡化，比如会出现动乱的结局。

所以，这一次的讨论，分封自然是不能进行了。

然而，时隔七八年，博士淳于越等人再次提出了应该施行分封制：

博士齐人淳于越进曰：臣闻殷周之王千馀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从这一段描述可以看出，淳于越是想要“师古”，想要打破法家所建立起来的集权制。

这是动摇了作为统治思想的法家之根基，自然遭到了李斯等人的极力反对，并且将这一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定下了“以古非今”是重罪的条例：

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李斯进一步提出，这样的思想盛行，会导致国家的动荡不休，上升到了事关国家兴亡的高度。

于是，秦朝才出台了严格的措施对舆论进行管控。

那些被“坑杀”的人，都是违背了这一措施。而像淳于越那样在政令出台之前发表过言论的人，并没有因此而受到惩罚。

所以，“坑儒”不是因为残暴，而是法家以法治国的具体体现，最终的根由还在于违背了律法之上。

换言之，知法犯法，以身试法，难道还不该杀吗？

所以，秦朝的“焚书坑儒”实际上是对于思想统一性的一种措施，只不过其施行结果被后世所误解，以讹传讹之下，逐渐歪曲，而这种歪曲多是汉朝所为。

“独尊儒术”，因果倒置下的误解汉朝攻击秦朝的“焚书坑儒”，但其自身也有着对于舆论的把控行为，那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代遇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难题，也是唯一一次出现的问题，那就是“帝王合法性”。

在汉代之前，无论是天子还是诸侯，其出身皆为贵族，这是一个惯例，从来没有被打破。

但是，刘邦是起身亭长终有天下，就违背了这一传统。

出身如此卑贱的人，最终能当上皇帝，既然打破了固有成规，那就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

这个解释很重要，如果不能让人信服，那么皇帝的权威性就受到了挑战。既然出身低微的刘邦可以做皇帝，那么人人都可以做皇帝；刘邦可以用武力推翻秦朝的统治，那么别人也可以用武力来推翻汉朝的统治。

这是当时汉朝所面临的最大的隐患。

从历史事实来看，汉朝建立短短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忧外患就没有消停过，外有匈奴，内有叛乱，国家风雨飘摇，与汉武帝之后的汉朝迥然不同。

在这一阶段里，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纷纷尝试解决“帝王合法性”难题，但都失败了。

道家的无为而治思想，其所依据的就是快速恢复民生，认为能让经历了几百年战乱的百姓生活安定，就能得到民心，所以“三十税一”的政策可谓是宽松至极。

结果就是地方迅速坐大，有了可与中央抗衡的能力，叛乱不休。

而法家对于朝堂之上的高压统治，如郅都、张汤等酷吏的存在，使得整个王朝人心惶惶。

阴阳五行家试图用五行终始来解释朝代更替，但自身都争论不休，连汉朝到底是“水德”、“火德”还是“土德”这一最基础的问题都没有定论。

直到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代表儒家将刘汉天下归为“天命”这一无法证实但又无法证伪的理由，才使得这一问题得到解决。

所以，从汉代开始，历来王朝兴替都要有点异象出现，这就是“天命”的造势。

而从这一过程中可以看到，历来认为儒家所取得独尊地位是因为皇朝的支持，这其实是因果倒置。

真正的关系应该是，只有儒家解决了困扰汉朝的难题，所以才得到了皇朝的支持，取得了独尊地位。

这样一来，后世所有封建朝代都必须尊奉儒家为正统思想，否则就是质疑其所提出的“帝王合法性”问题，也就是质疑自身的合理性。

“焚书坑儒”和“独尊儒术”，都是对于思想上的管控，但也都有不得不如此的原因，但前者是统一思想的具体措施，后者是统一思想的最终结果，两者并不是一回事。

未来在黑夜隐匿，于此静待晓光。我是待晓儿，专注于文化的科普与解读，欢迎关注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