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本溯源，中国民本思想的萌芽最集中的时期是在夏商周三代，也可以说中国的民本思想起源于夏商周时期。其典型代表人物有夏禹、盘庚和周公。

先秦时期则是农本思想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主要流派及其观点？

在先秦时代的诸子百家中，对我国政治生活影响最为深远的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政治思想；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政治思想和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政治思想。
1） 儒家的主要典籍是《论语》《孟子》，其观点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为国以礼”即礼治，二是“为政以德”即德治，经过孟子，又被归结为“以德行仁”的王道。
2） 法家与儒家是相对立的流派。著有《韩非子》，其观点主张“法治”和“霸道”
3） 道家其观点主张“无为而治”，是与前两者相反，采用消极无为的手段治理国家。

民本主义的中国古代民本主义

概述民本”一词最早出自《尚书·五子之歌》，原句是： “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是夏康之弟劝诫夏康而作的诗歌。意思是民众是国家的根本，作为统治者要敬民、重民、爱民，认识到民众的力量，自我约束，修善德行。慎重处理民事、国事。 　　民生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论语·雍也》）能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就是比尧舜还强的圣人，儒家主张君主应是圣贤，谁能让百姓过上好日子，谁就是圣贤，圣贤治国才是儒家理想。相反，如果君主不为民谋生，则是罪人。“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孟子·梁惠王上》）孟子说：“由此观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弃于孔子者也。况于为之强战？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孟子·离娄上》）孔子曾经对子贡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必不得已)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但王充反对，王充认为：“使治国无食，民饿，弃礼义；礼义弃，信安所立？传曰:‘仓禀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让生于有余，争生于不足。’今言去食，信安得成？春秋之时，战国饥饿，易子而食，析骸而炊，口饥不食，不暇顾恩义也。夫父子之恩，信矣。饥饿弃信，以子为食。孔子教子贡去食存信，如何？ 夫去信存食，虽不欲信，信自生矣；去食存信，虽欲为信，信不立矣”（《论衡·问孔》)。对大多数人来说，仓禀实是知礼节的前提。对儒者的道德要求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儒家民本主义认为，应该让百姓减轻经济负担，只要百姓富足了，国家就不可能贫穷。民权儒家的民是全民，讲民权是不分地位和贵贱高低的，民权首要是生存权，其次是人格权。民主儒家的“民主”是为民作主，是公正地为民作主。君主的责任是治理好国家，管理好百姓，这是民本主义的特点。不同于今天的民主，但是远比自由派鼓吹的“民主”有意义。“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刑殄有夏”。（《尚书·多方》）。“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乱。”（《尚书·仲虺之诰》）。儒学以民本主义为指导，想的是民生、民权，想的是为民当好家，作好主，光武中兴，民本主义关怀贯穿执政兴国之始终。在《后汉书·岑彭传》里光武给岑彭去信感慨道：“每一发兵，头须为白。”这是考虑到百姓生存之难，怀不忍之心，所以当天下统一后，他坚决反对对匈奴开战的冒进方案。他说：“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百姓惊惶，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诚能举天下之半以灭大寇，岂非至愿；苟非其时，不如息人。”出发点还是考虑民生，害怕汉武帝时期，穷兵黩武，国家虚耗大半的现象重演。光武帝俭约治国治家。生活节俭。“身衣大练。色无重彩。耳不听郑卫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后汉书·循吏列传》）。严禁献异味，提倡薄葬。在遗诏中说：“朕无益百姓，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务从约省……”（《光武帝纪》），临死仍然念念不忘百姓，这样的人百姓怎能不怀念，老百姓怎能不欢迎这样的人作民之主。开民议只有从人民哪里听到真话，实话，才能实现为民作主。所以民本主义从不反对民议，而且还鼓励。 孔子和以及后代儒家一直反对塞民之口，“道路以目”、“敢怒而不敢言”早就成为中国人要求言论自由的成语。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大学》），既如此，塞民之口又如何知民之好恶呢？ 　　民贵君轻，君为民而立孟子提出的社会政治思想。意为从天下国家的立场来看，民是基础，是根本，民比君更加重要。是孟子仁政学说的核心。具有民本主义色彩，对中国后世的思想家有极大的影响。（孟子对梁惠王问）曰：“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林木不可胜 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孟子·梁惠王上》）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孟子·梁惠王上》）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君也。” （《孟子·梁惠王下》）孟子曰：“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故为渊驱鱼者，獭也；为丛驱爵者，鹯也；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孟子·离娄上》）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民贵君轻是帝制统治思想 在借鉴并发挥一批前辈学者的研究思路的基础上,我注重分析思想体系和命题组合,逐一考察个案,以事实证明“尊君——罪君”的理论结构普遍存在。除无君论者外,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的著作无一例外。因此,我称之为中国传统政治思维的“文化范式”。“民贵君轻”是中国古代最精彩的思想命题之一,其核心理念是:在政治权力本原的意义上,民众比君主更重要。正是对这个命题的深入研究,使我认识到一个更精彩的“立君为民”命题。儒、道、墨、法等重要学派普遍认同这个命题,其中法家的理论贡献尤为突出。慎子的“立天子以为天下”和商鞅的“为天下位天下”就是孟子“民贵君轻”的理论先导。据此,我不仅找到重新认识中国古代政治理论体系的突破口,而且也看到了现代崇儒者的众多说法与历史事实相悖。在宋元明清,写有“民贵君轻”的《孟子》是官方学说的主要载体。面对陈独秀、胡适等不是民主的断语,现代崇儒者固执是民主或反专制的论点。他们不仅一再强调先秦儒学的民主精神被后儒和帝王篡改、阉割、压制,还常常以明太祖删节《孟子》为重要论据。但是,这种说法经不起事实的检验,这里仅举三类事例。一是大书揭之殿两庑壁 明太祖曾命人将《大学衍义》“大书揭之殿两庑壁”。这部“帝王之学”是宋、元、明、清皇帝与皇子的必读书,其中有专门阐释孟子“民贵君轻”的段落。二是众多皇帝认同“君为轻”例如,汉高祖认同的“王者以民人为天”,隋炀帝标榜的“非天下以奉一人,乃一人以主天下”,唐太宗论证的“君依于国,国依于民”等,都将民众置于相对重要的地位。许衡依据“民为重,君为轻”论朝政,元世祖大加赞赏。元英宗告诫臣下:“朕思之,民为重,君为轻,国非民将何以为君?”明成祖恢复《孟子》原貌,颁行《四书大全》,御制《大学衍义赞文》。丘濬著《大学衍义补》,引据“民贵君轻”论说治平之道。明孝宗、明神宗为之作序,下旨刊行。康熙帝撰文赞扬文天祥依据“君为轻”拥立宋端宗“实千载忠臣之语”。乾隆帝曾吟诵“藐予小子识君轻”和“自昔识君轻”的诗句。在《钦定四库全书》中,“民为贵”、“民为重”、“君为轻”之类的字眼不胜枚举。三是科举考试要求通晓民重君轻 　例如,明朝隆庆进士黄洪宪的科举制文《邠人曰》写有“民为贵,社稷次之”。万历丙戌会试会元袁宗道的策试答卷,申说“帝天之命,主于民心”,阐释“天为民立君,君为天重民”,主张君主“不敢一念一事,自先而后民,自贵而贱民,自勇而弱民,自智而愚民”,还以激切的文字抨击“靡所顾忌”、“恣行胸臆”的暴君。这份答卷博得考官们的激赏,写出“必雅抱忠忱,期摅匡翼者”的评语。天启四年举人艾南英题为《民为贵》的科举制文依据“天为民而立天子”,深入解读“民贵君轻”。黄洪宪、艾南英的文章均收入清乾隆帝下令编纂的《钦定四书文》,以作为衡文绳尺。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自从《孟子》被列为科举考试必读书之后,朝堂之上、著述之中援引“民贵君轻”及其基本思路的事例越来越常见。在特定情境下,朝臣们甚至会依据“君为轻”而另立皇帝。沿着这个线索,我发现一批重要的儒学命题始终处于统治思想的核心地位,构成官方学说的理论基础。诸如被说成“反专制”的“天民相通”、被说成“人民主体”的“民心即天心”,被说成“非程序民权”的“汤武革命”,被说成“民主思想”的“天下为公”等等。只须大致翻检一下《钦定四书文》就不难发现,凡是想走科举仕途的人都必须弄懂这些道理。　　君主的责任孟子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按照钱穆所说，是一种义务论为基础设置的政治体制，天子算不算是公仆？《礼记》甚至说“国君死社稷，大夫死制，士死众”，也是强调上位者的义务。在《论语》中，关于所谓的一些等级制的描述都不过是礼仪祭祀等等皮毛上的表现，孔子并不认为国君可以享有任意的绝对的权利。光武也不例外，他继承了民本主义思想，在答复臧宫时称：“《黄石公记》‘故曰有德之君，以所乐乐人；无德之君，以所乐乐身。乐人者其乐长，乐身者不久而亡。’”(《后汉书·臧宫传》）。《后汉书·隗嚣传》隗嚣发表的讨莽檄文称保护百姓是君之责，“百姓襁负流亡，责在君上。既安其业，则无责也。”鲁迅有一段话影响很大，在《灯下漫笔》中，鲁迅批判中国传统社会，“中国人向来就没有挣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也就是“暂时做稳奴隶与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但我们了解了以上古人的民本主义思想，就应该明确指出：鲁迅言论甚为不当，奴隶、奴性不是中国人本来的形象，满清时代的奴性绝不是中国人一贯就有的。鲁迅这种论调误导了将近一个世纪，很恶劣。如果我们把古人看作奴隶或者是奴才，那么我们就不会对他们产生一丝感情，也不会为中华文明而骄傲，只会产生蔑视。以至于今天的国人是非不分，善恶不辨，汉奸成为英雄。英雄成为罪人。还从来没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此糟蹋自己的历史。　　“民有天下，主权在民”论天命“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古人迷信天命，但是儒家民本主义却明确指出：“天命在民”。上天视人是人人平等的，老天永远站在民的一边，人民的想法就是上天的想法。君主奉天就是代天去爱民。“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尚书·皋陶谟 》)。“天矜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泰誓》）。“惟天惠民，惟辟（君）奉天”。（《泰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抚我则后，虐我则仇。”（《泰誓》）。“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尚书·蔡仲之命》）。“万民者，天之所生。天爱其所生，犹父母爱其子。”（《后汉书·卓鲁魏刘列传》）“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无丰于昵。” （《高宗肜日》）宋明理学诸子都是公天下论者，他们认为“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孟子集注·万章上》）“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之思想，在汉代董仲舒的发挥下，发展成为天人感应。用天意来约束君主必须倾听民意。关于土地、山川之类是否是君主的，对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孟子解释说：“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他认为这是小吏发的怨言，不能解释为天下一切都是君主的。明末王夫之说：“若夫土则天地之固有矣。王者代兴代废，而山川不改其旧，其生百谷以养人，王者亦待养焉，无所待于王者也，而王者固不得而擅之。”（《读通鉴论》）“民有天下，主权在民”思想同样在汉代成为正统思想。《后汉书·王常传》讲王常劝其他绿林英雄时说：“民之讴吟思汉，非一日也，故使吾属因此得起。夫民所怨者，天所去也；民所思者，天所与也。举大事必当下顺民心，上合天意，功乃可成。若负强恃勇，触情恣欲，虽得天下，必复失之。”张卯等被某些人视为最坚定的农民起义领袖，听了这番话后都说：“无王将军，吾属几陷于不义，愿敬受教。”民本主义原本是汉代社会各阶级的共识，也为农民阶级欢迎。既然主权在民，故孟子当着宣王面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　　人定胜天针对统治者鼓吹的“天命眷顾”，天道无常则更被人接受，“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这就像“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一样，是“天之道也”(《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古代民本主义者，还提出了“人定胜天”予以反驳。人定胜天，最早出自宋·刘过的《龙洲集·襄央歌》：“人定兮胜天，半壁久无胡日月”。《逸周书·文传》也有:“兵强胜人，人强胜天。”与“人定胜天”相仿但出现得较早的成语是“人众胜天”。《史记·伍子胥传》有“吾闻之，人众者胜天，天定亦能胜人”。　　民与神既然天命都可以按民意而改变，对于神灵的预示，民本主义者根本不以为然。他们认为神不可信。而民才是神的主人，与其听神，不如听民。“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中庸》）季梁曰：“民，神之主也，是以圣人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桓公六年》。）史嚣曰：“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得民心者得天下民本主义主张：“得民心者得天下”，孟子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上》），“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孟子·尽心下》）。“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上》)《礼记》：“古之为政，爱人为大”。《大戴礼记》：“重社稷故爱百姓”，就能“兵革不动而威，用利不施而柔”。“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孟子·公孙丑上》）“以道胜者，帝；以德胜者，王；以谋胜者，伯；以力胜者，强。”（《太白阴经·主有道德篇》）刘秀登基时，大将们的话说得明白。“如有圣人承敝而起，虽仲尼为相，孙子为将，犹恐无能有益。”（《后汉书·光武帝纪》）在当时的人看来谁的德行高，谁成为圣人，谁就应该得天下。何谓圣人，圣人者得民心也，故孔子认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必也圣乎！”“独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仇。”（《尚书·泰誓下》）“抚我则後，虐我则仇。”（《尚书·泰誓》），周武王用民本思想来激起众人对纣王的仇恨。孟子曰：“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 （《孟子·离娄上》）“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孟子·离娄上》）君必须尽君道行民本，如果君主害民虐民，则是一夫，诛一夫，不为弑君。何谓独夫：《蔡传》说：“天命已绝，人心已去，但一独夫耳。”不仁而失天下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言必死亡。今恶死亡而乐不仁，是犹恶醉而强酒。”(《孟子·离娄上》)孔子说：“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道”自然是儒家的道。儒家之核心在于“民本主义”思想， 孟子说诛杀桀纣非弑君，而是诛一独夫。在孟子等儒家眼里的君不是现实政治生活的“君”。而是符合儒家道统的“君”，西方人说的“哲学王”。政治上一旦失德、失道，也就是失去了“君”的身份。 爱惜生命者王，孟子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 （《孟子·梁惠王上》）战争打不打要看人民的意愿，当齐王问孟子，燕国可讨伐吗？孟子对曰：“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岂有他哉？逐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 （《孟子·梁惠王下》）。孟子不是反战主义者，孟子希望的战争是解救人民苦难的战争。孟子说：“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孟子·公孙丑下》）孟子说：“汤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 曰：‘奚为后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归市者不止，耕者不变。诛其君而吊其民，若时雨降，民大悦。书曰：‘徯我后，后来其苏。’”（《孟子·滕文公下》）他斥责为君主私利而发动的战争，说这是“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弃于孔子者也。况于为之强战？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孟子·离娄上》）孟子所言，一般人读了都不以为然。唯独读过《后汉书》，信以为然。在《后汉书·岑彭传》里光武给岑彭去信感慨道：“每一发兵，头须为白。”，他是考虑战争对百姓的苦难，要慎战。面临匈奴、乌桓的袭扰，北方边民流离失所，但是他仍然制止马武等人的出击计划，他认为时机不成熟，不能让战争带给更多人灾难，所以仍以修养生息为重。班超从西域奉诏东返，当地人认为被汉廷抛弃，有官吏为拦住班超自杀而死。耿秉死，匈奴人梨面出血。马援打下交趾，当地人家家祭祀。诸葛亮“七擒孟获”给当地带来了先进的文明，至今当地多有纪念。这就是儒家要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