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1854年1月8日－1921年10月27日），乳名体干，初名传初，改名宗光，字又陵，后名复，字几道，晚号野老人，福建侯官（后并入闽县，称为闽侯，今福州市）人。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
　　严复系统地将西方的社会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哲学和自然科学介绍到中国，他翻译了《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法意》、《名学浅说》、《穆勒名学》等著作。他的译著在当时影响巨大，是中国20世纪最重要启蒙译著。严复的翻译考究、严谨，每个译称都经深思熟虑，他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对后世的翻译工作产生深远影响。

　　著作：
　　天演论序《论世变之亟》，《直报》，1895年
　　《原强》，《直报》，1895年
　　《辟韩》，《直报》，1895年
　　《救亡决论》，《直报》，1895年
　　《天演论》，赫胥黎，1896年～1898年
　　《原富》（即《国富论》），亚当·斯密，1901年
　　《群学肄言》，斯宾塞，1903年
　　《群己权界论》，约翰·穆勒，1903年
　　《穆勒名学》，约翰·穆勒，1903年
　　《社会通诠》，甄克斯，1903年
　　《法意》（即《论法的精神》），孟德斯鸠，1904年～1909年
　　《名学浅说》，耶方斯，1909年
　　《严几道诗文钞》
　　《愈野堂诗集》
　　《严几道文集》
　　《严译名著丛刊》
　　《侯官严氏丛刊》
　　《侯官严氏丛刻》
　　《严侯官先生全集》

　　翻译：
　　严复总共译有八部西方作品，合称“严译名著八种”。严复对自己的译著颇有自信，曾在信中说：“且彼中有数部要书，非仆为之，可决三十年中无人可为者。”。严复译书的稿费大都用于偿还债务。
　　钱钟书说严复“三难原则”是大师支谦所著〈法句经序〉里的“雅、严、信、达”来的。有学者像伍蠡甫、邹振环皆指出苏格兰法学家泰特勒（Alexander Tytler,. 1747-1814）在一七九一年出版的《翻译原理论》（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的“三条翻译通律”（the Three General Laws of Translation）对严复的影响很大。
　　俞政曾在《严复译著研究》一书中指严复有多处“误译”[6]。俞政在书中亦表示“严复一生著、译甚多。他在翻译西方论著的时候，常常掺杂己意，还要附加大量按语；有些译作甚至带有不同程度的改编（如《天演论》、《名学浅说》）：因此，人们把他的翻译作品称为译著。意思是说他的译作中的不少内容相当于他的著作，反映的是他自己的思想。”

　　国歌编写：
　　1911年（宣统三年），皇帝下诏旨令典礼院和礼部各衙门创作“国乐”。10月4日（农历八月十三）同年八月十三日正式“谕旨颁行”，名为《巩金瓯》（The Cup of Solid Gold）。严复正是这首国歌的作词人。

　　山间行草在《文学上最有影响力的翻译家：改变一个时代的译者严复》里写到：“而历史上所不会忘记的严复，是翻译家严复。戊戌变法失败后，严复开始大量译述西方重要思想著作，……而他为译事所立下的‘信达雅’三原则，解读歧义虽多，恐怕迄今仍是最多人奉行的原则。”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他（严复）的脾气很不好，喜欢骂人。对于同僚，他都瞧不起，……他托人向蒯礼卿借了三千元，蒯慨然借给他。后来他说：要他还债，他哪里还得出，现在他正译了几部书。自己既没有钱出版，给人家印也没有受主，蒯君道义之交，就把这几部所译的书，作为偿债之资吧。那时蒯也承受了，不过那是译稿，要印出来卖给人家，方能值钱，这些译稿，计有七部，便是《穆勒名学》《原富》等等的几种书。”
　　严复1890年致四弟观澜信中也说：“兄吃烟事，中堂亦知之，云：‘汝如此人才，吃烟岂不可惜，此后当体吾意，想出法子革去。’中堂真可感也。”
　　王栻称他是“顽固反动的愈野老人”（见氏著《严复传》，页124）。严复的朋友熊纯如作媒，想将侄儿洛生与严女瑸（香严）结婚，洛生认为与严女先见面后，再定婚约，严复却表示“明白回复，告以不能”，又说“吾俗向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严复集》册三，页689）。最后这椿美事遂不了了之。
　　严复在抗辛斋《学易笔谈二集》序文中表示：“时项城（袁世凯）甫练兵于小站，值来复之先一日必至津，至必诣菀生为长夜谈。斗室纵横，放言狂论，靡所羁约”（见《严复集》册二，356页）刘成禺、张伯驹著《洪宪纪事诗三种》引《后孙公园杂录》说，“严氏几道（复），游曲阜孔林，获周宣王冕旒，归进项城曰：此姬周八百年中兴圣主宣王之古冕也，在曲阜出土，敬呈大皇帝，愿朝叶延绵，威德赫奕“又说“论帝制兴共和，贯串中西名理，自立学说，亦创论也。曰中西史册，母后临朝，国亡政乱，属阴类也。”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中引严复之言：“吾与袁公交，垂三十年，吾亦何所自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