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单单从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句话就很容易引起歧义。他强调的民更多的是国家基础，是维系统治的根本，或者说在集合整体中是重于国君的，这话只是饱含民本主义色彩，并不是纯粹的民本主义。

其次，孟子所处的时代背景是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战国时期是个特殊的年代，从国家性质上来讲，是奴隶制社会向封建专制社会的过渡，也是一个大变革大动荡的乱世，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也没有完全形成，各政权也得不到稳定，所以思想也很难统一。

然后，孟子的思想太具有超前性了，也并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更没有实施该方案的社会基础。尽管是两千多年后，不也为肃清封建专制而不懈奋斗吗，更何况在奴隶制生产关系下，尚未实现封建化过程的春秋战国呢?有点空想主义的意味了。

最后，春秋战国时期并没有特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主流，民本思想也不可能上升到这个高度，最多也只不过是仁政的噱头罢了，更不可能和欧洲的启蒙运动相提并论，因为启蒙运动的目的是反对封建统治和教会思想，因为春秋战国还未发展到封建统治阶段也没出现封建专制这个概念。

我们要建立“和谐社会”，以中国古代主要思想家的民本思想为鉴，你认为该怎样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策略选择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是重走“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老路，重新拉平已经存在的社会差异。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我们曾经追求过建设一个同质的社会，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消除了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经济和社会差异，同时也消除了一个正常社会的多方面的活力。
  一个没有差异、没有社会冲突的社会，也许令人向往，但这样的社会难免会缺乏个人追求的余地和由个人追求汇集而成的社会活力和发展动力。 因此，“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定以承认差异、尊重差异为前提，努力追求让不同个体、不同群体根据自身条件，充分发挥所长，实现自身的价值和目标。
  个体目标和整体目标的兼容和互补，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经济价值和道德价值的共同所在。一个理想的和谐社会是差异成为个体或群体实现自身的领域，而不是委屈、浪费甚或牺牲自身的场所。差异构成了个体或群体之间“错位竞争”的条件和凭借，有差异的个体不一定要在同一空间对垒，各个群体或阶层可以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寻找自己的舞台。
  有差异，但未必有冲突，更精确地说，正因为有差异，所以才可以不冲突。这种对差异的积极的、建设性的或者说非冲突化的处理，正是中国自古以来所推崇的“各尽所能，各得其所”的理想社会的核心构想，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从方法论意义上看，这种极具智慧的解决方案就是保持差异与和谐之间的张力，寻求两者间的平衡点，以此促成个体有最大作为、社会得到最佳整合这样一种充满活力的局面，从而，最大限度地争取经济活力与社会稳定的并存和互补。
   为了保持差异与和谐之间“必要的张力”，需要以制度性安排来调整市场在利益分配上的失衡。 差异说到底是利益的差异，和谐自然包含对利益的协调。不在利益分配制度上对市场自发机制采取一定的弥补，就不可能引导和影响差异的走势，追求和谐社会的努力就很难产生效果，和谐社会就没有基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也将被虚拟化。
  具有自发性质又获得了经济上主导地位的市场体制，客观上为掌握各种经济—社会资源的个人或群体提供了发挥自身优势的机会，因此，当前迫切需要搭建建设性的政策架构，由国家制定公共政策和发展社会事业，发挥政府作为各种利益群体中介人和协调人的作用，通过立法和行政等方式，促使社会财富适度转移，扭转差异扩大的趋势，缓和利益矛盾，争取适度差异基础上的社会和谐。
   有差异必有矛盾，有矛盾难免发生冲突。差异基础上的和谐，不需要绝对排除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和谐社会不是没有冲突的社会，而是冲突被良性化、制度化了的社会。除了由国家或政府担任中介人，采取直接介入的方式之外，还可以采取法律的，社会的等不同方式，借助明确的规则约束，让不同的利益群体通过体制化的平台，如集体协商或谈判机制等，直接沟通乃至博弈，从中产生能够为各群体所接受的利益分配格局。
  经过制度化、无害化和建设化的处理，可以有效利用冲突的激活效应，同时又可避免由冲突所带来的破坏性后果，实现差异基础上的社会和谐。 无论差异还是和谐，它们都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个人或群体对差异与和谐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差异与和谐的实际效应。
  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在承认个体或群体间的差异、承认不同个体或群体的基本权利和权益的基础上，对已经存在的差异格局作出合理、合情的解说。和谐社会需要利益协调，但利益协调也是有限度的。一切现存的秩序都需要合理化的过程，需要经过一个解说而被相关方接受和认可的过程。
  只有综合发挥利益协调、良性冲突和合理解说的作用，才能够在利益分化和差异的基础上，实现认知层面和现实层面的社会和谐。在这一点上，执政党的研究工作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实践过程，也是一个理论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