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对宋明理学的批判集矢于治学空疏和掺杂释道,以及对人欲的否定和在本体论上的错误认识。其批评朱熹从某种意义上更是为了从根本上剥去伪道学和陆王心学的护身符,拔去那些打着程朱幌子而为非作歹、腐败无能的官僚和为虎作伥的政客。
从这一点来说,朱熹作了后世变味的理学和假道学的挡箭牌,就因为它是假道学的源头之故。基于恢复孔孟本真的儒家的责任,戴震绝不反对理学家承继下来的道德修身、正心制行之学,而主张饬躬笃行,且力行先贤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之教。
可以说,戴震不仅是朱熹“道问学”而至“尊德性”的继承与发展者,而且更是创造性 地运用朱子的方法论而又勇于超越者。胡适纵览前古,于此所论最惬人心,云:“我国自十七世纪初期,其后凡三百年的学术研究,实在并不是反对朱熹和宋学;相反的,近三百年来的学者实是承继了朱子治学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