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曹禺和老舍两位大文豪合作了一首寿诗：《知道有中国的就知道有南开》。寿诗第一段便是：知道有中国的，便知道有个南开，这不是吹，也不是谤，真的，天下谁不知，南开有个张校长！这个张校长，便是张伯苓。

1876年，张伯苓出生在天津的一个秀才家庭，家风笃学。时值清末，国难当头，外有列强环伺，内已民不聊生，他自幼目睹民生之艰辛，便有了以武救国的想法，于1891年考入北洋水师学堂，隔年入航海驾驶班学习，总教习便是著名思想家严复。在严复的教导下，张伯苓勤恳、孜孜不倦，最终最优等第一的成绩毕业，进入北洋水师舰队实习。

然而，就在他想要一展宏图之际，号称亚洲第一大舰队的北洋水师竟然在一个蕞尔小邦日本面前毫无招架之力，弹指间灰飞烟灭。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沉重地打击了张伯苓，不仅如此，他还亲眼在威海卫目睹国帜三易这一幕丧权辱国的丑剧，亲历此等耻辱后，他愤然弃武从文，立志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走上了育才救国的教育之路。

办学需要庞大的资金，在没有政府拨款的条件下，为了筹措经费，张伯苓不得不四处募资，捐助者既有新兴民族企业家之辈，亦有军阀、乡绅之流，他一律来者不拒，态度十分通达。时人对此颇有微词，张伯苓却回应：盗泉之水虽不可饮，但可濯我足，何利而不为？然后一如既往地向社会各界争取一切用以办学的赞助。几年下来，南开中学在他的苦心经营下盛名渐出，不久又着手办起了小学、女中。

中小学办出了成绩，张伯苓仍旧深感没有高等教育培养出高层次的人才，根本无法实现救国的理想，便毅然在1919年增开南开学校大学部，而大学部的增开无疑需要一笔更庞大的资金，此时，五四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开展，被千万青年指认为卖国贼的曹汝霖欲捐献巨款，张也有意聘请他为校董，以解资金短缺之困，并解释说：美丽的鲜花，不妨是用粪水浇灌出来的。结果遭到了学生们的激烈反对。正在南开念书的周恩来忿然给留日的同学写信：我是爱南开的，可是我看现在的南开趋向，是非要自绝于社会不可了。这件最终以校方正式拒绝捐款收尾，如今的南开校园也只留存周恩来的前半句话了。

张伯苓办学有一套自己的教育理念，首先他有感于国人身体之孱弱，提倡强我种族，体育为先，以期学生有坚强的体魄、强健的精神；其次他极力推崇科学，南开学校成立之初，便从日本购回多种理化仪器，而后历年添置；不止如此，南开系受外辱刺激而产生，因而他格外重视爱国教育，带领学生了解国际形势，分析中国现状，矢志培养学生爱国之心与救国之力。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在1934年南开30周年校庆上，张伯苓正式将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定为校训，并解释道：允公，是大公，唯其允公，才能高瞻远瞩，正己教人，允能，是要做到最能，南开大学的目的，就在于培养具有现代化才能的学生，而所谓的日新月异就是在勉励诸位师生不但能赶上新时代，而且还要能走在时代的前列。以允公之心，行允能之事，张伯苓毕生倡导南开精神凝聚在这八个字之中，饱含历史穿透力，历久而弥新。梁启超曾说：假使全国学校悉如南开，则诚中国之大幸。

是时，日本展开全面侵华，危巢之下，焉有完卵？1937年7月29日，日军不顾国际法例，炸毁南开校园，张伯苓闻之大恸，三十年心血毁于一旦，楼宇沦为瓦砾，许多珍贵的手稿也荡然无存，然而他并未因此一蹶不振，公开发表演说称：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奋励。

随着战争局势的日益紧张，北方的高校纷纷往南迁移，中国教育史上最顶尖的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炮火中成立了。西南联大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为基础，云集当时最顶尖的知识分子团队，各种学术代表人物汇聚一堂。不过，张伯苓深知要想管理好学校，管理层不宜七嘴八舌、各执一词，便将自己在西南联大的职务全权交予蒋梦麟和梅贻琦两位校长，自己则寓居重庆，而他所住的津南村几乎成了重庆的社交中心，不仅有文化界名人郭沫若、曹禺、舒绣文等，还有国民党的政要们，当然也少不了南开最好的学生周恩来。在此期间，张伯苓积极推进国共两党合作，不断介绍进步青年赴陕北工作，为抗战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桃李满天下的爱国教育家，在晚年却不能清醒地认清国内局势，错误地将南开的恢复和发展寄托在蒋政权上，并在1948年出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尽管在全国解放前夕，张伯苓毅然脱离考试院，坚定拒绝了随蒋前往台湾的邀请，此番政治失节行为仍然屡遭世人诟病。

1950年10月17日，南开校庆，75岁的张伯苓满怀热情地前往，却被南开中学拒之门外，南开大学也只是给他安排了一般坐席，这对将毕生心血倾注于南开的张伯苓来说，不啻为一个沉重的打击，从此便郁郁寡欢，于次年二月病逝天津。

纵观张伯苓这一生，爱国爱民，克己奉公，由海军转行，白手起家，建校之初，筚路蓝缕，发轫之际，惨遭横祸，却始终永不悲观，永不绝望，不弃理想、不改初心，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