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鲁迅是一代文豪，但是鲁迅自己的家事其实也挺多的，人无完人，鲁迅在自己的家事的处理上其实和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都面临了正常家庭遇到的各种矛盾现象，摆脱不了现实中的许多俗事的困扰。

周家兄弟失和，一种说法是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爱慕虚荣，生活挥霍，花钱大手大脚的，以至于家中常常入不敷出，使得两兄弟产生嫌隙。第二种说法则认为鲁迅和羽太信子有私情，因此引发兄弟不和。第三种说法则是周家众人都对羽太信子不满，导致兄弟关系紧张，不管怎样，鲁迅一家的矛盾大多出自一个日本女人：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

鲁迅把家庭关系过于理想化，试图大公无私就能收获感恩， 有点不切实际

鲁迅生活在一个传统的封建官僚大家庭里，幼年生活优渥，但是父亲生病去世，家道开始中落，看尽了世势炎凉，他一直把维护家庭，照顾弟妹当做自己的职责，周氏三兄弟从小感情也非常深厚。在几兄弟成年后，一大家子生活在一起，也是因为鲁迅认为兄弟不能分家、赚钱大家花，快快乐乐一起生活。刚搬到北京时，几兄弟甚至约定住在一起，誓死不离。

1902年，21岁的鲁迅考中日本官费留学生，到东京学医，四年后他的二弟周作人也考上了官费生，到东京学习海军技术。兄弟二人本就感情甚笃，何况异国相逢，便与许寿裳、朱谋宣、钱均夫一起合租了大宅，雇佣了18岁的羽太信子为女佣清洁打扫大宅，还洗衣做饭。

羽太信子对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倍加珍惜，表现得很是恭谨麻利，让人意料不到的是，她和涉世不深的周作人谈起了恋爱，1909年两人结婚生子。婚后羽太信子偷拿钱贴补父母，周作人不让，她就闹，而周作人当时还只是一个穷学生，性格怯弱，依赖性又重，只能跟大哥鲁迅拿钱。

鲁迅虽然文章言辞犀利但为人却很心软，自己生为长子，一心照顾寡母弱弟，所以他比较理解羽太信子资助贫苦父母，反而还觉得这是一个知恩图报的好女子，为了帮弟弟养家，他回国到浙江找到两份教职，还兼职日语翻译，支持周作人在日本开销，而周作人夫妇却心安理得，他们认为鲁迅掌管周家产业，理应支付他们的日常开支。

周作人学成回国后，鲁迅又忙着张罗周作人的工作问题。在鲁迅的牵线搭桥下，周作人去了北京大学工作。

两兄弟自小就手足情深，相依为命。鲁迅也一直秉持着长兄如父的理念，对周作人照顾有加。连鲁迅家中都说，家里的老二周作人是一个有福之人。

但是好友许寿裳不看好羽太信子这个贫苦女佣和软弱可欺的周作人的婚姻，对鲁迅那种过于善良的照顾有过异议，他认为鲁迅终有一天会被辜负，甚至升米恩担米仇，绝对落不到好。没想到，一语中的，在鲁迅以白话文小说闻名于世，提携周作人和周建人兄弟后，很快他们兄弟间就爆发了冲突。

周作人是非不分、恩怨不明、怯懦又软弱

1911年周作人夫妻回国，周作人作了教员。而此时已成名的鲁迅受邀往北京在教育部任职。鲁迅一离开，在绍兴老家的羽太信子就开始“兴风作浪”，众所周知，鲁迅先生与夫人朱安属于包办婚姻，名存实亡，朱安女士老实懦弱，只知奉养婆母，羽太信子性格要强泼辣，所以周家由她当家做主，她捏紧一家财政大权，以帮忙照顾孩子为由，把弟弟妹妹也接来中国。

周作人夫妇间有过一次争吵，结果女方歇斯底里症大发作，周作人发愣，而他的小舅子、小姨指着他破口大骂，从此，他不敢再有丝毫‘得罪’，羽太信子在日本攻占东三省后变得仗势凌人，甚至用日侨的身份把周作人拉到日本使馆去训话。但她同时对于周作人也是无微不至的照顾，家务活从来没让周作人插过手，就连带孩子也丝毫不用操心。周作人生活上离不开信子的照顾，性格怯懦又软弱，怕信子撒泼胡闹，事事迁就，慢慢的畏妻如虎，被信子整得服服帖帖。

尤其是她的妹妹羽太芳子来到中国，羽太芳子当时正是十五岁的妙龄少女，时年二十四岁的周建人与兄嫂生活在一处，久而久之两个年轻人便产生了感情。1914年2月28日两人结婚，两姐妹变成了妯娌，更是完全控制了周家，对周作人的影响更大，周作人最后堕落成汉奸文人，他的日本妻子起了很大作用。

经济纠分是兄弟失和绕不开的一个话题

鲁迅先生自己说“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小康人家”，其实是谦词。鲁迅出生于“书香世家”，从他的六世祖中举人，家中出过举人、秀才一大帮，有的还中了进士，点了翰林，据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在《恒训》中的记述，周家从明朝万历年间已经是富裕之家，最富有时曾经拥有土地一万多亩。

周家之“阔”，从住宅就可以看到。鲁迅出生新台门是一座五进院落。当地乡间的农家院只有一进，而北京的皇家宅院故宫是九进，曲阜的孔庙也是九进。《红楼梦》中荣国公的荣国府，也只是五进。

1919年，周家卖掉绍兴老宅，花三千大洋在北京八道湾买了一幢四合院，三兄弟一起搬进去，约定誓死不离，当时住在里面的有鲁迅的母亲、妻子朱安，周作人夫妻及其一儿一女，周建人夫妻及二儿一女。表面上的和睦并没有维持多久，羽太信子认为这套房子是老宅子换的，应当有周作人的一份，对鲁迅作为大家长心存不满。

鲁迅和朱安没有子女，但对侄儿侄女视同已出，鲁迅成名后，收入不菲，当时的工人一月工资二块大洋，清华大学的一年学费一块大洋，而鲁迅1924年一共收入8085元等等，月收入竟达近七百元大洋。他与周作人每月共交六百元家用，这么一大笔钱都是交给羽太芳子管理。但是不久，鲁迅和周建人很快与羽太姐妹发生矛盾。

首先是羽太姐妹生活上十分奢侈，穷人乍富，把自己包装成贵族，一下子用十几个仆人，讲究吃喝穿戴，贪图安逸享乐，花钱大手大脚。不合意的饭菜衣物，随手就赏给下人，出门必从轿，派头十足，羽太还把自己的兄弟父母，甚至舅父，接来一起住，在羽太信子眼中，日本本土的东西要比中国货好，她常常不计成本托亲戚朋友从日本捎来。一切吃穿用度完全日本化，花销就更大。这样一个大家庭寄生在周家，鲁迅虽不说，心里自然不满。

为了保证自己写作、教学、研究工作的顺利进行，鲁迅的收入中的有一部分购置各类图书，同时他还爱好收集古书画文物，资助朋友学生，开支也是很大的，有时甚至还要找人借钱。搬出八道湾后，鲁迅甚至说，幸亏搬出来，生活才能有一点预算。

周建人去上海工作另娶，是兄弟三人关系转变的转折点

周建人原来在绍兴做文员，小地方开销不大，加上有鲁迅支持，经济无忧，两口子感情非常好，但是举家迁到了北京后，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没有收入，成了周建人的一个心理负担。虽然两位兄长待他不薄，可是钱都在羽太信子那里，即使有需求，周建人也不会开口。

相形之下，周作人和信子一家花钱随意大方，周建人和芳子一家则拮据许多。而更为糟糕的是，芳子是信子的胞妹，见到姐姐一家生活宽裕，引起了她心理上的极大不平衡。原本周建人和芳子感情还算和睦，现在有了比较，芳子就经常抱怨丈夫无能，初时是冷眼冷语，后来发展到大吵大闹，当着众人给他难堪。

北京是个大都会，自然非绍兴可比，芳子习惯了这里的奢侈生活，越来越瞧不起没有工作的周建人，嫌弃他没用，周作人于是托胡适，在上海出版社为周建人找了份工作。但是八道湾有羽太芳子的父母兄弟姐妹，还有富裕的生活，这是周建人一个小职员不能给的，她不愿去上海，只想留在北京享乐，所以周建人只好只身前往，这一去让整个家族彻底破碎。

两人两地分居，关系越来越冷淡，周建人在上海另外娶了一个妻子，每月只寄几十元家用，再不回北京。这让在北京的羽太芳子伤心不已，想找家里的长辈鲁迅讨个说法，希望鲁迅可以帮自己教训一下周建人。但是鲁迅对周建人的感情生活并不想介入，这引起了羽太信子的强烈不满，公开指责鲁迅作为家族大家长，没有约束周建人在外面找女人，处事不公正，对羽太芳子不公平。在她的唆使下，周作人对鲁迅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了

但是鲁迅毕竟是鲁迅，他和周作人的反目也是在文明的前提下进行的。鲁迅日记里出现与二弟的反目，是1923年7月14日，鲁迅开始一个人在自己的屋子里吃饭，不再跟周作人夫妻在一起用餐。鲁迅是这样记载的：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很大的矛盾，在鲁迅的日记里，好像十分平淡和平常。而7月19号鲁迅收到了一封来自周作人的信。信中写到，请鲁迅今后不要到周作人一家居住的后院来。鲁迅感到很诧异，想找周作人问个明白，但周作人不肯相见。

不久后，鲁迅和周作人突然正式决裂，具体原因并不清楚，有传闻羽太信子造谣鲁迅调戏她，这种野史不足为信，大致经过是，鲁迅去四合院取书，羽太信子竟拿起一本书扔向鲁迅，双方发生面对面的激烈争吵，甚至动手了。鲁迅和周作人两个当事人对失和这件事保持了高度的沉默，都不主动发出声明和给出解释，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当时在场劝架的两位友人对此事也闭口不言，从不发表看法，由此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一段扑朔迷离的公案。

鲁迅于是带着妻子和母亲搬出八道湾，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这里只剩下一个中国人了，而他走后，羽太信子甚至在八道湾住宅挂上了羽太寓的牌子。

周家的悲剧到此并未结束，鲁迅的侄子周丰三自杀

周建人去上海工作，最小的儿子周丰三还在娘肚子里，可以说一出生就被父亲抛弃，在周母80寿辰的时候（这时候鲁迅已经去世）周建人携他在上海的妻子及孩子们去北京，为母亲拜寿。这是周丰三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父亲，芳子、信子包括周作人以及周母都强烈反对周建人再娶，以至于大吵一场，芳子养大的孩子自然偏向自己的母亲，芳子的长子激愤之下甚至抽出了日本军刀。

经过这场大吵，周建人对前妻及几个孩子彻底不再过问了，连书信都不再寄了，也不再给芳子母子四人汇一文钱，更公开声明与前妻芳子“脱离关系”，不再认这三个子女为亲生孩子。这对14岁的周丰三而言，无疑是最重大的打击：国家日渐沦灭、大伯父鲁迅去世、二伯父堕为汉奸、父亲不再认他一家弱母孤幼、周家一门彻底分崩离析，这种家国的变故是双重的，也是其时的周丰三所难以承受的。

随着抗战的全国爆发，全国上下一派抗日之声，而他的母亲、伯母都是日本人，他本人拥有半个日本血统，使得他极其苦闷，同学对他远离，挖苦，讥讽，让本来就孤僻他更加痛苦，无人加以倾诉，他的伯父也是知名汉奸，他的生活却要依赖汉奸，周丰三多次劝说周作人，毫无效果。

1941年3月24日，他竟然想不开找到周作人警卫的手枪饮弹自尽。死时不过19岁，也相当有才华，当时还在名校辅仁大学上学。

而周作人周建人兄弟虽然都是以八十多岁的高龄去世，但是解放后也很少来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