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虽然逝世时只有五十多岁，但对今天的中国依然有着巨大的影响。

梁启超生于1873年，卒于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别号沧江，又号饮冰室主人。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思想家和作家，著述1400多万字，是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之一。

导语他学问渊博，贯通新旧中西。他的文章极其动人。严复称“任公妙才，下笔不能自休，其自甲午以后，于报章文字，成绩为多，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梁启超评说自己的文章“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

胡适对梁启超崇敬之至，他曾讲：“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指辛亥革命）”。那个时代的年青一代知识分子，几乎无一不受梁启超思想和文字的洗礼。毛泽东每当在《新民丛报》上看到梁启超的文章，都要反复地阅读。郭沫若认为梁任公在当时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气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

春秋时，鲁国大夫叔孙豹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 “立德”，即树立高尚的道德；“立功”，即为国为民建立功绩；“立言”，即提出具有真知灼见的言论。

此三者是虽久不废，流芳百世的。据说，我国历史上能够做到三不朽只有两个半，分别是孔子、王阳明和曾国藩（半个）。《左传》：“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

梁启超将孔子界定为中国文化的“三圣”之一孔子是中国文学的鼻祖，现代儒学家们研究认为，用三句话，六个字可以诠释儒学思想的真谛，那就是立德、立功、立言——人生的三不朽（立德、立言、立功）。孔子可以说是集这三者于一身。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宣讲规范人伦道德，自己以身作则，此为“立德”。他培养教育了“贤人七十二，弟子三千”，开创以“仁、义、礼、智、信”为主题的儒家思想文化，成为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干，这为“立功”。他提出的“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以说影响着一代代中国人，这为“立言”。

梁启超将孔子界定为中国文化的“三圣”（有时称为“三位大圣”）之一。这主要包括三层含义：第一，梁启超肯定孔子是中国的圣人，却不像康有为或谭嗣同那样首推孔子，而是将老子、墨子一起誉为“三圣”（“三位大圣”）。第二，“三圣”表明，梁启超肯定孔子与老子、墨子都是中国文化的源头，孔子创立的孔学、老子创立的老学和墨子创立的墨学在中国文化中平分秋色，三足鼎立，此后的所有学派都不出这三家。

“阳明先生，百世之师”可以跟孔子相提并论，称得上圣人的另一个人是中国儒释道集大成者，是心学的创立者和践行者。他的心学，完成了哲学史上一场颠覆性的革命，最大限度地开发了个体生命和心灵的潜能，他使很多很多的人发现了自己，获得了幸福完美的人生。

他，就是王阳明。王阳明，字伯安，名守仁，因曾筑室于故乡绍兴会稽山阳明洞，故自号阳明子，世称阳明先生。

看《明朝那些事》，对这个人极为佩服。他被后人誉为“心学大师”，提倡“知行合一”。虽然是一介文人，但精通兵法，在作战中，把“读心术”巧妙地运用到战场上，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人称王阳明是“治学之明儒，治世之能臣”。在他的故居有这样一副楹联为“立德立功立言真三不朽，明理明知明教乃万人师”。

“清初三家”之一魏禧曾这样评价：“阳明先生以道德之事功，为三百年一人。”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说：“二十一世纪将是王阳明的世纪。”无论伯府是否能再次焕发往昔的荣光，阳明先生的思想之光，永垂不朽！

梁启超受老师康有为的影响，加上流亡日本多年，对阳明心学服膺有加，他曾经称赞阳明为“阳明先生，百世之师”，并表示王阳明“是一个豪杰之士”，是因为他在程朱理学笼罩一统天下，以极大的勇气，挺身而出，用“心即理”的学说之与抗衡，以“知行合一”理论戳穿了那些道貌岸然的理学家。他的新说，对当时社会，“像打一药针一般，令人兴奋”，“吐出很大光芒”。

梁启超曾在《德育鉴》中指出，日本维新豪杰都是王学后辈，“我辈今日求精神教育，舍此更有何物。”梁本人以阳明心学作为安身立命的依托，在“心绪恶劣，不能自胜”之时，“惟读《明儒学案》，稍得安心处”。梁在晚年是清华国学院著名的四大导师之一，在对大学生的演讲中，屡屡谈及阳明心学。

《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是民国十五年十二月在北京学术讲演会及清华学校讲稿。其中直指当时只重知识传授，轻视德性培养和实际运用的教育弊端，今天读来，对照现今的教育体制，非常有现实意义。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奇才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他既是镇压太平天国的元凶，又是洋务运动的倡导者。他大到治国、治军、小到治家，学习、修身都有很多值得后人学习和思考的地方。毛泽东、蒋介石、梁启超等都把他作为人格偶像来崇拜。有人也用对联评价曾的一生“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

总的来说，曾国藩凭着自己坚强的毅力和克制力，一步一个脚印，成为了清朝历史上一个伟大人物。在大道大义上不会偏离，，一生治国为民，肝脑涂地，巅峰之上也能清醒的认识自己，懂得收敛锋芒，功成身退。但他也很多人性的弱点，镇压太平天军成为人生的污点，只能称为半个圣人。毛泽东对他的评价是：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意思就是说，近代的这些人中，我只佩服曾国藩。

说是伟人：他平定太平天国、捻军之乱，为晚清力挽狂澜。

说是学者：他著有13套学问，其中《曾国潘家书》更十分受后人追捧。

管理家族：他也做的很好，曾氏兄弟九人，个个因他建功立业，族内家家融洽和谐。

论人品：他恪守儒家礼教，终生有志、有识、有恒。

他几乎同时做到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做人做到这份上，算是人生赢家的代言人了，这要拍成电视剧，妥妥的大男主戏。

梁启超对曾氏评价极高。他说：“曾文正者，岂唯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唯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可以用梁启超对曾国藩的评价里一句话来说“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并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

梁启超的思想以多变著称于世，为何提出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半圣人梁启超一生致力于中国社会的改造，为了民族强盛和国家繁荣，竭力呐喊，四处奔走，付出了几乎全部的心血。然而他的政治主张却又因时而异，不断变化，前后矛盾，以致难以令人信服。在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随康有为亦步亦趋，无论办报或教学，都注意并且用力阐述康有为的改良思想和变法理论。

他以公羊三世说和西方进化论为依据，鼓吹变法，讲求维新，宣传西方科学文化，充分显露了年轻爱国志士的朝气和锐气。戊戌变法的失败，使梁启超一度认识到要救中国，必须进行一次“破坏”：“历观近世各国之兴，未有不先以破坏时代者。此一定之阶级，无可逃避者也。有所顾恋，有所爱惜，终不能成。” 但是这种居于改良和革命之间的摇摆，在梁启超的身上并没有持续多久，他仍然和康有为一道，鼓吹改良，主张“斥后保皇”。

当革命派和改良派的论战展开之后，梁启超又改变旧说，转而提倡实行“开明专制”，试图与“革命”理论相对抗。 使梁启超难堪的是，正当他还在口干舌焦地鼓吹开明专制，反对实行宪制的时候，清廷却正式宣布要“预备仿行宪政”了。以后，梁启超又高唱宪政，在立宪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随着武昌起义的爆发，统治中国近270年的清皇朝已经行将就木，眼看革命派就要取得政权，共和之制势在必行，梁启超再一次改变了以前的政治主张，提出了“虚君共和”的口号。直到民国之后，这种多变的特征，在梁启超的政治生涯中依然时有反映，从拥袁到反袁，从护国到拥段。一变再变，终于技穷。

复归传统，民国七年（1918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梁启超与蒋百里、张君劢等人前往欧洲。经过一年多的实地考察，使他了解到了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的许多严重社会问题。他所崇仰的西方社会，他所宣扬的西方文明，原来也充满了弊端和罪恶。梁启超认识到：“自从机器发明、工业革命以还，生计组织起一大变动，从新生出个富族阶级来。科学愈昌，工厂愈多，社会偏枯亦愈甚。富者益富，贫者益贫，物价一日一日腾贵，生活一日一日困难。” “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

他由此认为西洋文明已经破产，拯救世界还要依靠东方“固有文明”，主张极力发扬传统文化。梁启超从一个旧世界的批判者，成为一个旧传统的提倡者，这种变化，不仅反映了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满和失望，以及对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忌恨与反对，而且也有力地说明，在近代中国，找不到出路的改良主义者，在时代浪潮的冲击和对社会现实的迷惘中，只能回转身来向中国传统文化复归，甚至把倒退看做是出路。

梁启超的思想和文笔是超群的，他代表了一个时代，他的著作也是一座矿山。他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和对现实的观察、理解。不断研究梁启超，发掘他思想的精华，发扬民族精神，可以丰富我国的思想文化宝库，这是无疑的。

多说几句，梁家是近代历史上名副其实的“精英”家庭，“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梁启超有9个子女，其中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三人成为院士，其他几位也都是各自领域里十分杰出的人才。虽然梁氏子女大多数都有国外留学的经历，但是学成之后他们并没有改变自己的国籍，纷纷回国将满腔热忱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

诗人纪伯伦曾说，一个伟大的人有两颗心：一颗心流血，一颗心宽容。十年饮冰，难凉热血，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梁启超是有大境界的人，舍小我，为国民，这样的人，当得起一句伟大！

结语丰子恺先生说：心小了，所有的事就大了；心大了，所有的大事都小了；看淡世事沧桑，内心安然无恙。可见心胸决定了心态，而心胸是和志向有关的，心中存有大志向。

王阳明早已超脱了世俗的喜怒哀乐，而曾国藩始终超不出俗世烦恼。临死之前，心思亦难洞明。所以，终归，王阳明可与孔子齐名，成为一代“大圣人”，而曾国藩不敢称“圣人”，只能算是半个“完人”。

参考文献

魏宏运，梁启超对近代中国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