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来说苏轼和王安石。首先是王安石要变法，他变法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改变北宋时期“积贫积弱”的腐败朝政，其实也是符合人民群众的某些愿望，因而列宁称他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

在王安石变法期间，苏轼之所以激烈反对新法。主要是因为两人在改革方法和改革途径上存在很大分歧。

王安石的改革方针比较激进，认为“祖宗不足法”，要求对现有弊政，尽量做出新的改变措施，即所谓“变更天下之弊法，以趋先王之意”，他强调“法度”的重要，而在“择人用人”上，则不那么重视。

而苏轼则主张缓进改革，比较尊重古人传统，所谓“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因此他不赞成“一切图速成之效”。

他说：“譬如医者之用药，药虽进于医手，方多传于古人，若已经效于世，不必皆从于己出”。

另外，苏轼还总结了“庆历新政”的用人不专、用人不力的教训；并看到贪官污吏因新法作奸、投机钻营的弊害，“任人”问题未解决，就“求治太急”、遽行新法，将会造成“颠倒失序”的严重后果，所以他说：“臣窃以为当今之患，虽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大不治者，

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苏轼的这些观点在当时的官僚体制下，是颇有见地的。简而言之呢，王安石的变法侧重于法制的改变，把“任人择人”放在次要位置；而苏轼侧重于“任人择人”，把革新法制放在第二位。至于在限制权贵阶级，试行富国强兵、巩固封建王朝统治等大的方面，他们并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也因此，苏轼和王安石的互怼，不是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而只是阶级内部的派别、歧见之争。所以苏轼虽然激烈反对新法，他也并非完全否定新法。

他自己说过：“臣非敢历诋新政，苟为异论，如近日裁减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条式，修完器械，阅习旗鼓”等限制权贵特权加强军事国防等重要措施方面，他都表示了赞同的意见。

也正因此，后来苏轼被下任地方官时，在“因法以便民”的政治实践中，才发现了新法的某些合理之处，因此他对新法的一些偏颇意见也改变了。

在后来的“元祐更化”期间，司马光以党执政，苏轼被调回京师做大官。当他看到交契最深的司马光醉心党争，要尽废新法，不顾报国、便民的原则时，又挺身而出，抨击司马光等人的弊端。还和司马光力争“免役法”的存废问题，这在朝廷内部掀起了轩然大波，也让司马光忿然要驱逐他。司马光的党羽也骂苏轼是“王安石第二”，迫使他“补外”而去，从此便丧失了进身的机会。

所以，苏轼和司马光的官场互怼，主要是因为苏轼的刚直无私，他“拙于谋身，锐于报国”引发的。

我们再来说司马光。司马光这个人，在王安石变法的时候，他和苏轼都是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但从他们的政策主张和阶级实际来看的话，就会发现二人之间，其实有着原则性的分歧。

司马光出身于西北望族，他认为北宋王朝自建立以来，百年未见大的兵祸，地主阶级包括各大官僚权贵，都能“众心安定”，得以享乐安生，所以他觉得现行的法制是很完善的了。

简而言之，司马光是既得利益阶级的惯常心理，他和他的党派，想“习故而守常”。维持当前法制的不便，也就是维护自身的利益。

但王安石和苏轼，都认为北宋表面繁荣安定的背后，其实危机四伏。苏轼认为：“国家无大兵革几百年矣，天下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有可忧之势，而无可忧之形，比其有未测者也......”

苏轼对国家形势的认知和观察，都远在司马光等人之上。所以两人在政治实践中，发生分歧是迟早的事。司马光执政当宰相时，得到了大地主顽固派代表人物宣仁皇后的有力支持，而欲废尽新法，完全不顾是否行之有效，这其实就暴露了他作为既得利益者，不愿进行任何变革的保守立场。

司马光在登台执政之前，曾提出的“募役法”，其内容和注重跟王安石的“免役法”基本一致，而当他一旦掌握权力，便自食其言。

苏轼也看到了司马光“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校量利害，参用所长”的错误方针。在对外问题上，司马光也暴露了他软弱屈节的问题。面对西夏的猖狂入侵，司马光吓破了胆，他第一个提出“弃地”之论，深怕“为国生事”，企图借此维持大地主阶级苟且偷安的享乐生活。

而苏轼，一贯主张“二虏之大忧未去，天下之治，终不可为也”，他极力反对朝廷用“最下之策，是以岁出金缯数十百万，以资强虏”的耻辱政策，因而他曾在诗词里屡屡渴望为国征战沙场。

如“臂弓腰剑何时去，直上阴山取可汗”，又如“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苏轼在元祐期间，主张积极应对西夏入侵之事，反对司马光等保守派的议和，他呼吁“夫为国不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事，畏事之弊，与生事均”。

所以，王安石、苏轼、司马光等三人的官场互怼，在政治上的分歧，主要是革新派和保守派的分歧。

王安石和苏轼都是革新派，只是意见稍佐，而司马光则是彻底的保守派，是原则和立场的根本不同，所以一上台执政，欲废尽新法，置新党于死地，苏轼反对他，也被排挤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