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西周“制礼作乐”始，中国人便非常讲究服饰。西周王室设司服、内司服等官职，专门履行冠服制度。周朝的贵族们为恪守礼节，便将玉璜、玉珠等小玉件连成一组佩玉，悬挂于腰间。其目的是，走路时佩玉相互撞击发出清脆的玉鸣，以提醒自己行止得当，小步趋行，不失礼节。而腰间悬挂佩玉者只有身穿宽大的裙裳才能将一系列的玉件平展开来；若是穿裤子，玉佩势必在行走中被踢得上下晃荡翻飞，很失礼节。于是，穿长裳成了上层贵族的特权。

　　到了“礼崩乐坏”的东周，奴隶、猎人等底层老百姓为方便劳动，穿上原始的裤子，它是从“胫衣”发展而来的。《说文·衣部》曰：“袴，胫衣也。”清代文字训诂学家段玉裁注释为：“今所谓套袴也。左右各一，分衣两胫。”沈从文先生的《中国服饰史》认为，此裤腰部连属、上下分裆、下有裤筒。从战国时期古墓葬中出土的裤子还告诉我们，这种裤子前面连腰，后面却是开裆的，其实就是开裆裤。于是，古人非常强调“坐有坐相”，称两膝着地、小腿贴地、臀部坐于小腿及脚跟上、上身挺直、双手规矩地放于膝上的坐姿为“跽坐”。这种以示尊重别人且恪守礼仪的坐姿，无异于一场残酷的毅力考验。而另一种“箕踞”则是很不客气、失礼的坐法。“箕踞”，即张开双腿，像簸箕一样坐在地上。在现代人看来，这种坐姿非常平常，但在古代却非同小可——因为他们穿的是开裆裤，“箕踞”时便极易春光乍泄。据史料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多名人就喜欢用“走光”来蔑视对手。《史记·刺客列传》精彩地记录了荆轲刺秦王的过程：“轲既取图奏之，秦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荆轲废，乃引其匕首以擿秦王，不中，中桐柱。秦王复击轲,轲被八创……轲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骂。”意思是说，荆轲与秦王完成了一场男人间的生死决斗后，身负重伤的荆轲自知必死无疑，便岔开双腿，用敞开的裤裆向秦王表达了最后的蔑视。

　　无独有偶，《史记·游侠列传》说，西汉时期的大侠郭解每次外出或归来，人们都急着躲避。“有一人独箕倨（同箕踞）视之，解遣人问其名姓。客欲杀之。”郭解告诉随从，我住在乡里之中，竟至于不被人尊敬，这说明我的道德修养还不到家。于是郭解暗中嘱托尉史说：“这个人是我最关心的，轮到他服役时，请加以免除。”以后每到服役时，那个对郭解不礼貌的箕倨者都没找到自己的名字。他感到奇怪，就问其中缘由，原来是郭解叫人免了他的差役。于是，“箕倨者乃肉袒谢罪”。

　　更有意思的是，战国时期的大哲学家、思想家庄子竟然用“箕踞”对待妻子的去世。《庄子·至乐》曰：“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前去吊唁的好友惠施（梁国前宰相）很不解：“与人居 ，长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庄子告诉惠施，你说错了。我也是人啊，哪能不悲伤！但我不能一味地受感情支配，还得冷静思考，“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噭噭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原来庄子这样做并不是蔑视妻子，而是对生死的一种调侃和独到理解。

　　为保暖和防“走光”，战国中后期，与北方匈奴来往较多的赵国人率先穿上连裆裤，即所谓“易胡服，改兵制，习骑射”，但遭到中原诸侯国的强烈抵制，连裆裤很难流行。西汉也出现了有裆的短裤，但被视为“有伤风化”。《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说，卓文君跟西汉著名文学家司马相如私奔到四川临邗开小酒馆谋生时，卓文君当垆卖酒，而司马相如则穿着“犊鼻裤”（一种有裆的、裤腿与牛鼻子相似的短裤）与店小二打杂，以此来羞辱大富豪的岳丈卓王孙。当时外穿这种暴露、“低俗”的贴身内衣，是对繁缛的衣冠制度的蔑视。卓王孙为了面子，终于向女儿女婿妥协，把他们接回成都。

　　魏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百姓错居杂处，文化大融合自然也带来了服饰文化的重大改革，北方民族上衣下裤的打扮渐成主流。与此同时，传统的裳并没有被完全淘汰，裳与裤微妙地并存。东晋大画家顾恺之的名作《洛神赋图》就生动展现了这种局面：洛神、曹植及曹植身后的仆从，身穿宽大飘逸的裙裳，而船夫则穿着裤脚扎紧的缚裤。连裆裤的普及应该出现于唐朝，从现存的唐朝雕塑、绘画中不难发现，上到权贵、下至庶民，不论男女老少，穿裤子的人物形象比比皆是。专家们从出土的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古墓葬里发现，当时开裆裤与连裆裤也是并存的。 赵雨 2018年12月2日《西安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