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家翘回忆，当时的大学跟国外大学的差距较小，清华好几位教授的课都讲得很好，刚从国外拿到博士学位归来的年轻人带来的知识很前沿，学生都很用功。大学一年级时，林家翘选修了萨本栋教授的大学普通物理。萨先生自撰课本，每周一次15分钟小考。
　　林家翘（1916~2013年），应用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生于中国北京。193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曾在中国清华大学、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布朗大学等校任教。对近代应用数学和流体力学的发展做出突出贡献。
　　1916年7月7日，林家翘生于北京，原籍福建福州，其父林凯是清末铁道部文职人员， 伯父林旭是戊戌变法牺牲的六君子之一。林家翘父亲英年早逝， 他由母亲邓氏(著名教育家邓萃英之妹)抚养成人。林家翘自幼聪颖，早岁即崭露头角，1933年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国立清华大学物理系，1937年又以第一名毕业。
　　莘莘清华学子的幽幽报国心
　　当时的清华正是梅贻琦掌舵时期，汇集了大批从海外留学归国的著名学者，林家翘所在的物理系就有近代著名物理学家叶企孙、吴有训、周培源等大家。
　　1933年，初入清华园的林家翘感觉校园像个“世外桃源”。“美丽的校园、草地、建筑、设备，都是富有国际风味的；与那时候北京城内的旧式房屋，颇为不同。”在清华70周年校庆时，林家翘如此撰文回忆：“许多同学，都是在校园中第一次喝到咖啡、红茶，吃到冰激凌，并享受到二院食堂的松软玉米馒头。此外，还有许多中学时代没有见过的东西，如体育馆、游泳池、淋浴室、图书馆。这种环境，对于同学们安心求学工作，很为适宜。”
　　林家翘回忆，当时的大学跟国外大学的差距较小，清华好几位教授的课都讲得很好，刚从国外拿到博士学位归来的年轻人带来的知识很前沿，学生都很用功。大学一年级时，林家翘选修了萨本栋教授的大学普通物理。萨先生自撰课本，每周一次15分钟小考。
　　在众多老师中，对林家翘影响最深远的，是后来被称为中国应用数学鼻祖的周培源。当时周培源放弃了长年研究的广义相对论，专心于数学应用到航空上，为中国制造自己的飞机。他不仅在治学态度上影响了林家翘，而且也引导林家翘选择了研究和航空有关系的问题——湍流。林家翘曾感慨：“虽然我最后在学术界的工作方向，并未完全限于大学时代所学；但是这一段求学经验，对于我日后事业的发展，关系非常重大。”
　　清华毕业后的林家翘，梦想着到美国学习顶尖的科学与文化，以便让中国能够尽快步入现代国家之林。1939年，林家翘与钱伟长、郭永怀等21人同期考取庚子赔款留英公费生。因二战爆发，船运中断，一行人途经日本时受阻，折返回昆明。后来在周培源先生的帮助下，直到1940年林家翘等人才改派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深造。一年后，林家翘拿到了硕士学位，受周培源推荐入加州理工大学学习，在世界导弹之父西奥多·冯·卡门教授的门下攻读博士，在大师冯·卡门的门下，走出了钱学森、郭永怀等如明星闪耀的名字，林家翘在大师的指导下研究流体动力学稳定性和湍流问题。
　　冯·卡门除了给予林家翘一般性的指导，还让他完成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和量子力学创始人之一海森堡的论文《关于流体流动的稳定性和湍流》中存疑部分。1944年，林家翘博士毕业时，撰写了3篇关于海森堡问题的博士论文，这些文章后来发表在美国应用数学杂志上。
　　因为解决了海森堡没有解决的问题，29岁的林家翘从此在学术界声名大噪。获得博士学位时，冯·卡门请林家翘到一家中国饭馆吃饭，把日后成为世界计算机之父的冯·诺依曼介绍给他。当时冯·诺依曼正在做推进电子计算机的用法，冯·卡门把林家翘所做题目拿给冯·诺依曼做，结果相同。海森堡后来评价林家翘：一个中国人运用深刻的数学方法，得到了更好的结果。
　　博士毕业后，林家翘先去了布朗大学，一年半后被麻省理工学院挖走。1953年，林家翘被评为教授，1966年又从教授升为学院教授。在大师云集的麻省理工，全校100多位教授中能从教授升为学院教授的不超过10人。1962年起，林家翘成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在应用数学领域，林家翘发展了解析特征线法和WKBJ方法，是当代应用数学学派的领路人。他将数学应用到航空和天文物理方面的研究，曾大大推动这两个领域的基础科学进程。在美国，有人将林家翘誉为“应用数学之父”，有人说“他使应用数学从不受重视的学科成为令人尊敬的学科”。
　　“台湾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袁旗曾到麻省理工跟随林家翘攻读博士后。林家翘给袁旗留下的第一个深刻的印象，不是他数学研究之高深，而是他物理研究之透彻。袁旗记得，林家翘决不抢人家的研究成果，他甚至一再把密度波的创始归功于林德布。其实，林德布1959年提出的密度波“非常粗略原始”，与林家翘精心构建、演绎出来的理论并不是一回事。但当麻省理工Toomre教授对密度波提出反驳时，林家翘立刻用驻波的概念挡住反驳，后来又用数学物理的框架将密度波概念建立起来，并使之发展成为可证的理论。
　　在袁旗的记忆中，林家翘是一副恂恂儒者彬彬君子的模样，个子不高，对人和气，一口“京片子”。其夫人梁守瀛是著名飞鱼导弹之父梁守盘的妹妹，夫妇两人同乡。梁守瀛一直在哈佛大学教中文，不仅是林家翘的贤内助，对待学生、晚辈如家人子弟一般。袁旗1966年刚到波士顿时举目无亲，是林夫人的照顾给他带来了温暖。
　　执着坚守科研与教育阵地
　　林家翘虽长期在美国从事科学研究，但一直关心中国教育和科研发展。1972年，中美关系融冰之后，林家翘多次回国做学术访问，并邀请众多美国知名专家来华讲学，接受多位中国学者到麻省理工学院深造，为国内培养了一批学者。
　　林家翘的头衔很多，诸如国际力学和应用数学权威、天体物理学家，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艺术和科学院院士，麻省理工学院荣退教授、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教授。他的一生见证了剧烈变动的中国。在人生的最后10年，他回到了母校。
　　2002年，86岁的林家翘决定回清华大学定居，当时他的好友、微分几何之父陈省身已在南开大学创办了数学研究所。林家翘说，因为有陈省身的先例，他愿意“落叶归根”，回母校帮忙。为了推进清华大学应用数学研究，他主持建立了清华大学周培源应用数学研究中心，并致力于用应用数学方法进行生物学研究，他认为这个领域“充满了机会”。正如他1965年与清华校友、美籍华裔历史学家何炳棣相见时所说：“要紧的是不管哪一行，千万不要做第二等的题目。”
　　林家翘的理想是希望清华理学院能重回当年辉煌。据周培源应用数学中心主任雍稳安介绍，归国后，每周一和周四上午，林家翘都要去数学中心上班。2005年起虽然要靠轮椅代步，他仍坚持出席该中心每周的讨论班。他将国家发的生活费全部捐出，2007年卖掉了在美国的全部股票，400万元全部捐给数学中心。
　　针对国内大学的教育和科研现状，他都强调，国内应用数学和纯数学概念与区别相当模糊，大学将“应用数学”简单等同于“实用数学”，重科技，轻科学。而应用数学的核心是用数学方法解决实体科学问题，在中国它应该成为一门与纯数学有重大区别的独立学科。
　　林家翘对理想中的博士研究生要求太高：必须承担一个系统而完整的工作，对所在领域有全面的了解，能熟练使用英文撰写论文并和国际同行无障碍探讨。
　　林家翘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与现状有着尖锐的反思。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高等教育的成效甚低，可能与新中国建国之初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有关。当时中国向苏联学习，将所有的人才集中在一起，解决实际的问题，但不一定是学术的问题，因此可能逐渐远离了大学的主要职责。大学的主要职责应该是教育新的人才，推动新的学术发展，大学应该坚持学术第一原则，不能喧宾夺主。
　　面对中国学界何时获得诺贝尔奖的问题时，林家翘认为，现在中国大学的发展水平，恐怕还差一点儿，“我觉得，在中国的大学里出一个人，在中国的大学里做研究，并得到诺贝尔奖，这件事情是很不容易的。”当务之急是中国需要一批一流的大学做研究，单纯依靠一两所大学不行，需要大学整体水平提升，“目前国内比较好的大学，如清华、北大、中科大、复旦等这种水平的大学数目要加大，增加到10所左右，才能形成一个好的研究问题的环境。”
　　在进行校际交流时，应该明确“想了解的知识”和“想制造的东西”之间的区别。关键性的技术可能很难获取，但基础知识则是公开的，无需庞大的资金、人力投入就能走得很深。而“更要紧”、更能带来长期效果的，也恰恰是基础科学的交流学习。当然，自己首先要“练好内功”，达到能与国际同行平等对话的程度，交流合作才能顺利进行下去。
　　“和国外名校交流时，最重要的就是认识彼此的优势和缺点，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太过注重实用性、以为“走在尖端和前沿”就是要引入先进技术，这是一种可能陷入短浅片面的看法。原则上先进科学应当与先进技术并重，但此中比例分配是一个比较难决定的问题。因为这个决定要基于国家需要以及人才物力和财政资源的实际情况，而这种情况也随着时代变更。
　　MIT的“全校必修课”是一个不妨参考的制度。在MIT，所有学生第一年必须全面学习数理化生4门基础科学的知识。“中国的教育很早就开始突出专业性，MIT的全校必修课则是先广再深。”林家翘认为，也许不一定要完全照搬这一模式，但请校外学者客观审视相关领域的教研工作，这个思路是值得借鉴的。
　　曾以工科成就享誉世界的MIT，如今在理学领域突飞猛进，生物等学科的发展水平更是令人刮目相看，所以和MIT的交流应该理、工兼重，理学方面尤其应该予以重视。
　　追逐钟爱一生的研究事业
　　晚年的林家翘深居简出，几乎不接受记者采访。应用数学中心的师生倒是常常可以见到他。在他卧床不起之前，他坚持出席该中心每周的讨论班，不论刮风下雨。人们常常看到他的轮椅准时出现在走廊里。他听完别人的讲座会参加讨论，持续时间通常有两三个小时。
　　94岁那年，林家翘为清华大学学生开讲座时提出，做科研始终要“赶时髦”关注那些热点的前沿问题。他给学生们题词：“研究自然科学是没有终点的，可以作为一生的目标，及一生的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