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皆知，当五四运动中的学生喊出“打倒汉奸卖国贼曹汝霖”的口号之时，这个近代中国外交的一流人物已经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后来又写进了教科书内。

近人多秉承语不惊人死不休之态，对二十一条这段签约历史进行“翻案”，拿出的论据也无非是曹汝霖晚年的回忆等等，我今天无语给大家做个评价，只是稍做举例。

而在后来的抗日战争期间他曾出任伪职，却没有以汉奸罪论处，最终却还能受到戴笠的登门道歉。

这争议的一生，真是让人难以捉摸。

曹汝霖因为文采卓绝，18岁时就中了秀才，但是他却不稀罕这个功名，便跟随大趋势到日本去留学。年轻气盛的少年走出国门便看到了缤纷多彩的世界，谁不想让自己的国土也拥有如此盛景？

相比较国土大清的腐朽和衰败，他被眼下明治维新的社会所震撼！他曾回忆道：“日本人爱国心重，宁买日本粗品，不用舶来精品，无论何物，只要能自制，都是用国货。我以为日本富强之源，即由于人人有爱国心也。”曹汝霖后来称自己之所以亲日，是因为在留学期间的所见所闻令他震撼。

留学回归的他，先是担任律师，结识袁世凯以后，担任清政府外务部副大臣。后来袁大头当了民国大总统，曹汝霖机缘巧合成了外交部次长。在这个任期内，他遇到了人生中第一大转折点：签署二十一条。

众所周知，二十一条是一个日本企图将中国作为他们独占的殖民地计划。当时袁世凯拿到条约，就立马觉得非常严重，甚至大骂日本人这是将中国视为了下一个韩国。在他和陆、章、曹等人斡旋拖延之下，实际上最后签下来的《中日民四条约》只有不满10条，但同样侵犯了中国许多主权，引起了各方强烈的不满。

孙中山就说：“袁世凯蓄意媚日卖国，非除去之决不能保卫国权。”汉口还爆发了暴动反日，北洋政府最终还做了道歉，如此卑躬屈膝， 一来为了抵制国民党，二来可能是袁世凯为了准备复辟帝制。

袁世凯自己也颇感耻辱，他授意丁佛言写了一本《中日交涉失败史》，秘密的存在了山东模范监狱中，还说：“这一次我们吃了一个大亏，将来有一天我们翻了身，这部书就可以公开发行了。”

后来又密谕给各省的文武长官，写了洋洋数千言的电文，要求大家记住5月9日这个国耻日，并且称：“苟利于国，生死以之。”

曹汝霖在晚年写了一本《我与廿一条》的回忆录，做了点“翻案”。主要是意在体现谈判的艰难，还谈“弱国外交，言之可叹”。

但这毕竟是份卖国条约，毕竟也是他签了，白纸黑字在哪儿，也毋庸抵赖。老好人陆征祥都背了黑锅，最后心灰意冷到欧洲当修道院院长去了，何况你曹汝霖呢？

五四运动

至于后来的巴黎和会，其实当时中方在列强的口头上也得到许多答应，甚至答应中国加入国联成为创始会员国，甚至还有一些借款的减免。但是林长民（林徽因他爹）在国内报纸上一捅，立刻就引发了国内的强烈抗议，后来顾维钧不得不在巴黎和会上拒绝签字。

这个事儿是有史可查的，近年来专家也多觉得此事属于派系斗争。比如著名历史学者唐启华认为这是梁启超、林长民等人的国内政坛的派系之争，扭曲事实、煽动民意，制造舆论风波。

此前，过年期间林长民曾向曹汝霖借钱，到了年后曹汝霖才把钱送去，因此触犯了林长民忌讳。当时，成为总统的徐世昌和段祺瑞之间存在派系之争，交通系以及新交通系都被认定为是亲段势力，曹汝霖正担任新交通系的首领。而梁启超又和徐世昌关系非比一般。于是，梁启超和林长民就借巴黎和会的势头对亲段势力发起了舆论攻击。

国内爆发五四运动，大概纯属意外。以梅思平为首的爱国青年一把火将其住宅烧毁，1919年6月10日，徐世昌最终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罢免官职。曹汝霖也心灰意冷，称自己后半生不再涉及政治，只愿做在野之民。

签订二十一条和巴黎和会上意欲卖国，曹汝霖的“卖国贼”名号，应该说是坐实了。

五四运动时，曹汝霖也才只有42岁，当时的他正值壮年却遭到世人唾弃，面对如此困境，他开始做起了慈善事业。先是在每年冬季，向车夫施舍棉衣、给街上的流浪汉送食物，并向弱者施舍棺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为了挽回颜面公开表示不在为日伪政权任职，不为日本人做事，还称“晚节挽回前誉之失”。

素有“亲日派”头衔的曹汝霖本来是日军筹措华北伪政权的理想候选人，但是曹汝霖却不为所动。虽然后来给了他很多“咨询委员”、“最高顾问”的虚有头衔，他也不曾到任述职，也未曾参与卖国求荣的活动。

之后，曹汝霖还带头出资建立了具有慈善性质的中央医院，不收穷人的医药费。医院建成所剩的几万元他又把倒闭的新亨银行改为了汇业银行。曹汝霖虽然担任中央医院的院长以及名誉院长，但是从没有拿过医院的薪水，反而医院的各种融资和日常经费开销全部都由他想办法筹措。

曹汝霖主持医院的工作约有十余年，每年最多的报酬也就是他到医院当值，医院给他灌满了汽车油。他不曾想过要从医院里获取多少利益，而是把保护医院当成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日军侵占华北后，曾经想要强占中央医院，但是他据理力争，由此医院才保留了下来。抗战胜利，日本人也被赶出中国，曹汝霖辞去院长职位，并交给了有经验的专家钟惠澜继任。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接管中央医院并更名为人民医院。

而那个当年焚烧他住宅的青年学生梅思平，最终却实打实的当了汉奸，做了汪伪集团的各种部长，最终以叛国罪枪毙。历史的吊诡也莫若于此。

晚年的曹汝霖，虽然出任了伪职，但是同时他也利用自己的职务帮助抗战人士，营救了许多国民党抗日军官。另外在辅仁大学的学生被捕时，他还向日军人格担保称他们不是抗日分子，经过半年的周转，学生们获救了。

抗战胜利后，曹汝霖被捕，但是却有许多国军联名上书请求释放曹汝霖，调查清楚后，原来曹汝霖也并未做出卖国求荣的举动，因此特务头子戴笠便亲自登门向他道歉，并对曹汝霖在抗战过程中做出的贡献进行了表彰。

作为五四运动时期卖国贼之首的人、二十一条的签字之人、侵华战争期间出任日伪职之人，如果单凭这三条，就足以将他钉死数十回。然而他每一次都是无奈着、妥协着做出这些事情，了解后总让后人有些同情，却又有根深蒂固的恨。

晚年曹汝霖写了本《一生之回忆》，其中这样说：“……日本提之二十一条……我与陆总长已尽最大努力矣……世人对此交涉不究内容，以讹传讹，尽失真相”。

关于五四运动，他说：“此事距今40余年……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却唤起了无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

后来顾维钧也说，曹汝霖是爱国的，是位出色的外交家。

可能真跟他说的一样，是他自我定义的那种“牺牲”吧，毕竟那个积贫积弱的时代，如果不是曹某人出来签这些糟巴玩意儿，也不知道是姓张的还是姓李的签的。

如此争议，我也无意洗白。只是说有些是非早已经盖棺定论。至于抗战期间出任伪职，却身在曹营心在汉，设法挽救国人，则又要另当别论了。

1966年，曹汝霖在美国底特律去世，享年89岁。

他虽然犯错签订了屈辱的条约，但他也做了很多好事，他会用自己的钱接济没有棉衣穿的车夫，还和其他人一起做善事，建立医院，救助穷人，不收穷人一分钱，做这些是想挽回自己的颜面，弥补自己的过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