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如何发展?
文学在当下如何发展?08年11月中旬,30多位作家和文学评论家聚首浙江温州,进行“这个时代的写作与批评”论坛。
莫言、贾平凹、范小青、苏童等活跃于当今文坛的作家,以及陈思和、南帆、陈晓明等文学评论家谈了自己的看法。他们在言谈中,透着对文学现状的焦虑和进一步繁荣中国文学的热切希望。
文学边缘化?
一次大型书市期间,《北京文学》名誉社长章德宁曾在闹市街头进行随机调查,包括两个问题:“你喜欢阅读文学期刊吗?请写出两个刊名。”结果绝大部分受访者表示不看文学期刊,而表示阅读文学期刊的人中,约90%的人写的刊名是《读者》和《青年文摘》。
这个结果让章德宁感到悲凉。她说,文学的影响力下降已是不争的事实。
然而,从阅读量和写作量考察,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据章德宁说,目前,全国文学类期刊有800余种。另外,书市的销售量在攀升;除了正式的文学出版物外,网络化写作和阅读方兴未艾。
既然如此,文学界为什么有“边缘化”感觉呢?
章德宁举了一个例子。她曾去一个营业面积很大的大卖场参观,在最偏僻的角落找到书刊销售区,那里有几百个摊位,可经销文学期刊的却寥寥无几。“这很有象征性。”她说,“在人们当下的需求中,文化需求尽管不小,但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而文学在其中的比重更低。”
文学评论家潘凯雄认为,当下“这个时代”面临着市场化挑战,市场化代表着极度商品化、娱乐化和多元化,多元化的背后又是极端个性化,同时数字化和网络化带来写作方式变化,由此带来市场分众。原来由有限的文学出版来划分的市场被多个主体抢占,因而感觉趋向“边缘”。
在这种情况下,文学面临选择:变成精英小圈子?走向大众?
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从理论角度对“文学边缘化”进行了解读。他说:“30年来,文学由大合唱到独唱到哼唱,越来越个人化,越来越与时代疏离,但是这也越来越符合时代的精神以及文学的本义。文学已经不能成为民族狂欢的工具,这反而使它能够回归本真。”
福建师范大学教授南帆说:“对于‘文学边缘化’的问题,我越来越不焦虑了。因为除了在特殊历史时期外,文学从来都不是最强劲的声音。”
作家如何把握时代脉搏?
作家李洱承认自己很困惑。他说:“似乎只有在上世纪80年代,文学界人人都是进化论者,当时的写作者都认为,今天比昨天好,明天一定比今天好,90年代以后,小说和批评都比80年代好,但是人们似乎对创作越来越不满意。作为一个写小说的人,我越来越感到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文学的创作跟时代究竟有没有关系?”
作家莫言数十年笔耕不辍,并不断获奖,对于时代脉搏的把握,他说:“变革的时代众生喧哗,令人眩晕。作家随便找一个角度想诠释这个时代,马上会有上百上千的反例把你淹没。作为一个普通人,我对时代的把握跟所有人都一样,不能够高出半分。”
陈思和说:“30年前,尽管我们对时代把握不清,但自己觉得很清楚,作品斩钉截铁。现在,正因为思考越来越深入,所以创作者对时代的把握反而越来越难。近期的优秀作品中,如范小青的《赤脚医生万泉和》、阿来的《尘埃落定》、贾平凹的《秦腔》、莫言的《生死疲劳》,叙事者都是傻瓜一类的角色。为什么会这样?关键是作者对时代的把握不自信。”
对于文学创作如何把握时代,作家苏童拿一个比喻作解答:在美国作家费契的小说《收音机》中有这样一个情节:一部坏了许久的收音机,维修后突然能收到整栋大楼住户的飞短流长。他说:“作家就是社会的收音机。坏掉了,什么也收不到;具备能力,就能把接收到的东西真实呈现;发生奇迹了,还可能放送出意想不到的东西。真正的杰作很可能是误打误撞的情况下产生的。我愿作一个放送地方频道的收音机。”
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指出:“对时代难以把握并不是今天才出现的新问题,鲁迅、周作人在他们的时代都遇到这样的问题。他们是通过对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历史与现实的对比研究来寻找答案的。文学既要‘左顾右盼’也要‘向后看’。”
出路在于坚守与创新
作家余华在长篇小说《兄弟》的后记中写道:“一个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四百年间的动荡万变浓缩在了四十年之中,这是弥足珍贵的经历。”
在这样一个时代,文学该如何走?
作家和文学评论家都说,既要坚守,又要创新。
坚守的动力是对文学的热爱。作家苏童在其《寻找灯绳》中说:“我和所有同时代的作家一样小心翼翼地摸索,所有的努力似乎就是在黑暗中寻找一根灯绳,企望有灿烂的光明在刹那间照亮你的小说以及整个生命。”
女作家范小青认为:“尽管目前纯文学的阅读和写作相对小众,但是对于整个民族来说,文学的缺失是不可想象的。目前尽管我们这个民族目前整体阅读水平还偏低,做文学可能比较寂寞,但一旦拥有,就会得到很多。爱好文学的人可以把它当成生命里的一盏灯,即使照不多远,至少可以照亮自己。”
创新让文学有新出路。“事关生存问题,要有实用主义立场,看看我们还能做什么适应时代的改进,以保证自己以及文学的生存。这样的做法……实际上是真正积极的举措。”潘凯雄说。
文学评论家程永新说:“张艺谋20年前就提出‘文学驮着电影走向世界’。近年来,我国电影、电视的水平越来越高,实际上文学的发展是其基础,得到市场认可的电影作品如《天下无贼》《集结号》等都脱胎于小说。一些大卖的影视作品是先锋文学理念的体现,如电视剧集《武林外传》,是后现代主义解构的文本。纯文学圈或许感觉有些冷落,实际上,一大批搞文学的人去做影视了,从这个角度讲,文学非但没有没落,反而得到新的发展。”(新华社专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