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者任振球和李致森试图解答这个问题。
他们也把目光投向了“九星联珠”。不过，他们所指的“九星联珠”并不是九大行星在太阳的一侧大会合，而是指“地球单独处在太阳的一侧，其他行星都在太阳的另一侧，且最外两颗行星的地心张角最小的现象”。为了区别两种“九星联珠”，科学家们把前一种叫甲型“九星联珠”，后一种叫乙型“九星联珠”。
当乙型“九星联珠”出现时，地球“孤独”地呆在太阳的一侧，其他八大行星都跑到太阳的另一侧。为了维持整个太阳系的平衡，地球与太阳之间的距离就要扩大。当这种情况出现在冬半年时，地球的公转半径就会冬长夏短，气候自然趋冷；反之，若出现在夏半年，则引起地球公转半径夏长冬短，气候变暖。
任振球和李致森对中国过去五千年的气候变迁与乙型“九星联珠”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与理论预测一样，当“九星联珠”在冬半年时，气候变冷；当“九星联珠”在夏半年时，气候变暖；并且，最外两颗行星的地心张角越小，气候变化越大。例如，1965年1月6日（属于冬半年），乙型“九星联珠”出现，地心张角只有43°，为五千年来最小的，这前后几年气候奇冷。这段时间被科学家称作“小冰河期”、“蒙德极小期”、“明清宇宙期”等等。
这两位中国学者根据行星会合季节和张角的方程推算，距今四千年前应有一个低温期，竺可桢的研究没有发现这个时期的气候情况。但另外一些科学家证实，四千年前我国和北半球其他地区，确实有一个低温、气候恶化时期，与他们的推算相符。这一成功坚定了他们的信心，于是，他们在1980年第11期《科学通报》上发表文章，阐述了气候变迁与行星运动的关系，并预测：
下一次行星会合（指乙型‘九星联珠’）为1982年。从历史资料看，一个低温期一般可持续30~50年（其间并非连年寒冷）。本世纪40年代，我国和北半球气温开始下降，大约60年代起，我国和北半球气候实际上已进入低温期。预测今后20年内，我国仍将出现更冷的严冬，降温幅度大约与19世纪低温期相当。
这又是一个失败的预言。我们现在知道，进入80年代以来，全球气温迅速上升；至90年代，气候变暖的势头也丝毫没有减弱，地球进入了100年来气温最高的时期。这与任振球等人的预测大相径庭。
预测虽失败了，但并不等于说行星运动与气候变迁就一定没有关系。而且，与1981年、1983年相比，1982年的气候确实要冷一些。为了探讨气候变迁的真正原因，他们继续进行着锲而不舍的研究。后来，任振球进一步计算四颗巨行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的力矩效应，又发现它在近千年来呈现相当稳定的准60年周期变化。在本世纪内，这种准周期性变化与全球尤其是北半球气温变化的间隔准60年振动相当一致。
在20世纪初，气温是非常低的。当时，（1901年）地球冬至时的公转半径延长了94万公里（相当于日地距离的6%）。
30多年之后，气温开始迅速升高(30年代～40年代是一个相当温暖的时期)。1940年，地球冬至时公转半径缩短了76万公里。又过了30多年，即到了60年代～70年代，气候相对变冷。1960年，地球冬至时公转半径又延长57万公里。
到2000年，冬至公转半径又将缩短44万公里。所以，任振球认为，目前的全球气候变暖与巨行星汇聚导致的地球公转半径变化相一致。而且，任振球还发现，20世纪内的地球自转速度变化、火山爆发、夏季内边缘区的干湿变化和全球8级以上地震的能量释放等，都与四颗巨行星汇聚短效应的间隔60年变化呈大体一致的同步演变。所以，他1996年6月在《科技日报》上预言：
在2020年前后，北半球的气候可能进入相对冷潮，然后有所增温，到22世纪初可能迅速增暖，在22世纪中期可能又迅速降温，而后又开始变暖。综合考虑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共同影响，预计未来两个世纪的全球温度可能在振动中有所变暖。
这个预测是否准确并不重要，人类对自然奥秘的坚韧不拔的探索才是最为宝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