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马汉小21岁的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注意到，哥伦布时代的基本特征是欧洲几乎是在没有抵抗的情况下进行扩张，西方人忙于在刚发现的遥远地方，实施并记录下他们的“实际的完全的政治占有”。到了1904年，他写作《历史的地理枢纽》的年代，“在欧洲、北美洲、南美洲、非洲和澳大利亚，除文明国家或半文明国家之间的战争结果以外，几乎没有留下一块需要确认所有权申明的土地。”
于是工商文明面对着一个再无扩张空间的封闭环境：
“我们不得不再一次与封闭的政治制度打交道，而且这将仍然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问题。每一种社会力量的爆发，不会在周围的某个不为人知的空间和野蛮的混乱中消失，而是在地球遥远的一边引起强烈的反响，其后果是世界上政治和经济有机体中的薄弱成分，将被震得粉碎。”
从开放性空间到封闭性空间，以扩张为生存前提的工商文明面对生存环境的根本变化。麦金德思考一个工商文明社会该如何适应这一变化。他很自然地从现代工商文明的前身--基督教文明寻找灵感，因为基督教文明也存在于一个封闭的环境中。“哥伦布时代的基本特征是欧洲几乎是在没有抵抗的情况下进行扩张，而中世纪的基督教世界则被圈在一个狭窄的地区内，并受到外部的野蛮世界的威胁。”
麦金德注意到：“在一千年内，一系列从亚洲兴起的骑马民族，穿过乌拉尔山和里海之间的宽广空隙，踏过俄罗斯南部开阔的原野，取得了欧洲半岛的中心匈牙利；由于反对他们这一需要，于是形成了周围的每一个伟大民族——俄罗斯人、日耳曼人、法兰西人、意大利人和拜占庭希腊人的历史。”
据此，他将欧亚非大陆视为“世界岛”，并提出了著名的判断：“谁统治东欧，谁就能主宰心脏地带；谁统治心脏地带，谁就能主宰世界岛；谁统治世界岛，谁就能主宰全世界。”
换而言之，工商文明诸国间从扩张的竞赛转向了霸权的竞赛。仿佛是要印证他的判断，《历史的地理枢纽》发表13年后，出现了横跨欧亚大陆的苏联。这个起步于穷困落后的国家，在短短二十余年间就崛起为主要的世界强国，成为战胜希特勒德国的首要力量，并于上个世纪中叶达到了自己的“盛世”。
在苏联瓦解之前，东西方之争披上了鲜明的意识形态外衣。苏联瓦解后，天真的人们以为意识形态问题解决了，叶利钦的俄罗斯接受了“华盛顿共识”，华约瓦解了，北约也无需存在了。而事实上北约非但没有解散反而不断强化，竭力东扩，硬生生地在俄罗斯逼出了一个强硬的普金政权。而麦金德早就指出，战争另有根源：
“人类的历次战争简而言之是陆地国家对于海洋国家的战争。海洋国家为扩大贸易，移植人口，于是拼命向大陆国家扩张，而大陆国家为安全所故也不断地向海洋扩张，以寻求出海口。”
俄罗斯学者杜金回顾道：
“早在20世纪下半叶之前，当时还没有‘冷战’这个词的时候，地缘政治学家就预测到海洋的盎格鲁.撒克逊的大西洋文明与欧亚大陆大国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对峙……地缘政治因素迟早会影响世界的两极，地缘政治冲突不可避免地会加剧。引发这种冲突的不是个别人或是以‘军国主义’为方针的政治家，而是地理现象的客观逻辑。”
于是“美国从地缘政治的角度仍然认为民主的俄罗斯是自己的潜在对手，并在其军事理论中确定了这一点。”“北约东扩是十分自然的，因为它反映出世界上的一个集团企图依靠吞并另一个集团最大限度地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即北约集团吞并掉集团欧亚大陆。”（杜金《冷战为何总是不能结束》红星报1997.4.25）”
麦金德的思路告诉我们，当工商文明占据了整个地球之后，一个集团的扩张只能靠吞并另一个集团来实现。只要工商文明的内在机制不改变，争霸和吞并就是国际政治永恒的主题，恰如在经济领域中收购和兼并是永恒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