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文学内部形态和外在格局发生了怎样的新变?
魏晋南北朝·“文学自觉”时
我国历史上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文学自觉”时期。是文学创作由主体意识到文学的独立性和价值性,自觉地对文学的本质和发展规律进行探讨和认识,促进文学按自身的规律发展的逐渐成熟时期。时间始于建安年间直至隋朝统一。文学内部的表现型式仍然以辞赋、古诗、民歌、骈文、小说、散文等体裁为载体,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与重大事件。下面逐一简介。
一、辞赋。魏晋时期的辞赋是汉赋的遗风。两汉赋长于议事说理,魏晋赋多在咏物抒情。这一时期的辞赋家以曹丕、曹植、王粲、左思等为代表。曹植的《洛神赋》、王粲的《登楼赋》都是辞赋中的名篇。
“登兹楼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销忧。览斯宇之所处兮,实显敞而寡仇。挟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长洲。背坟衍之广陆兮,临皋隰之沃流。北弥陶牧,西接昭丘。华实蔽野,黍稷盈畴。虽信美而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
王粲,“建安七子”之一。他在流寓刑州期间,登刑州麦城城头(今湖北当阳楼),触景生情,抒发对故土之思与怀才不遇的苦闷。试以五言句式复述该段。
登楼望四周,排解心中忧。此处地势佳,
宽敝当阳楼。漳、沮二水合,汇入长江流。
居高视野广,良田尽眼收。北望陶公墓,
西看昭王丘。花果布原野,稻菽满田畴。
虽美非我土,思乡登高楼。
二、古诗。格律诗始于唐代,习惯上把唐以前的诗统称为古诗。魏晋时期有四言、五言和七言,其中五言居多。四言以曹操的《短歌行》、《步出夏门行》和嵇康的《忧愤诗》为代表作。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诗表示作者有寬广的政治胸怀,求贤若渴和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
五言以曹植的《白马篇》为代表作。曹植的《七步诗》更是流传千古。曹丕当了皇帝,反而对才华横溢的胞第曹植心怀忌恨。某次,他命曹植在七步之内作诗一首。曹丕话音落下,曹植六句诗应声而出——
煮豆持作羹,漉豉以为汁。萁在釜下燃,
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这是曹植的无可奈何,也是不得以的反击。两晋时期的五言高手以阮籍和陶渊明为代表。阮籍的五言《咏怀诗》就有八十二首。陶渊明的《归园田居》五首,《饮酒》二十首都是名作。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人,闲逸自在;鸟,结伴返林。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展现在眼前。
三、民歌。现在把民歌都是归入诗类,合称“诗歌”。南北朝的民歌不同于古诗,有必要单独说说。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这是北朝时中国北方少数民族部落的民歌。民歌与古诗的区别在于口语化的语言入诗。“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是大白话,这就是民歌的特点。
北朝时的乐府民歌《木兰诗》就更值得品味了。有些版本标为《木兰辞》,有些把它纳入“诗歌”类。不管是辞是诗还是歌,“汉魏遗风”明显存在。赋的句式特点是四言、六言为主,其它为辅。赋的写作手法必有“铺陈”,有铺陈才会彰显文章的气势。《木兰诗》中也有铺陈——
“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
“北市买长鞭。”“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
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
这就是赋的色彩依然在这首北朝民歌中闪光。
四、骈文。文章的骈化,始于东汉成熟于南北朝。骈文的句式特点,仍然以四言、六言为主。宋人又称为“四六文”。骈文的写作方法注意四点。
(一)裁对,即多用对偶。用语法结构基本相同或者近似、音节数目完全相同的一对句子,表达一个相对立或者相对称的意思。对偶显现对称美。
(二)隶事,即用典。用典能画龙点腈,或情绝意深。
(三)敷藻,即词藻华丽。骈文在修辞上要铺排,类似于辞赋中的铺陈。铺排显现句式匀称色彩美。
(四)调声,即协调音律。骈文以四、六字句为主,必须注意句式的节奏,音韵的平仄,形成和谐的音乐美。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骈文作者以杨修、陆机、谢灵运、鲍照、江淹等为代表。江淹的《恨赋》值得一读——
“试望平原,蔓草萦骨,拱木敛魂。人生到此,
天道宁论!于是仆本恨人,心惊不已,直念古者,伏恨而死……”
五、小说。魏晋时期的志怪小说流行。多是写的神仙怪物之类志怪故事。如东晋时干宝著的《搜神记》中有一篇“钩弋夫人之死”记载:
初,钩弋夫人有罪,以谴死,既殡,尸不臭,而香闻十余里。因葬云陵,上哀悼之。又疑其非常人,乃发冢开视,棺空无尸,惟双履存。一云,昭帝即位,改葬之,棺空无尸,独丝履存焉。
话说当初钩弋夫人犯下罪,被赐死,出殡以后,尸体不发臭,而有香气飘到十多里外。于是把她安葬在云陵,汉武帝哀悼她。又怀疑她不是普通人,就掘墓开棺来看,棺里是空的,没有尸体,只留下一双鞋子。另一种说法,汉昭帝即位后,重新安葬了钩弋夫人,棺是空的,没有尸体,仅留下一双丝织的鞋子。
这一时期的小说也有人物传奇,一般多是民间人物故事,似人似神模棱两可。
六、散文。这里的散文是广义的,诗以外的文体都称之为散文。以辞赋和骈文为例,都是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两种不同体裁的表现型式,但它们之间确实异中有同,同中有异。故散文这一项不再赘述。
关于“外在格局”,在此只能探素性聊几句,不知切题否。大约从东晋初年至南北朝结束,在这270余年间,华夏大地上前前后后出现了一些封建势力割据的政权,历史上叫作“十六国”时期。有些历史演义书上也称为“五胡十六国”。或叫作“五胡乱中华”。
五胡,西北方的五个少数民族。分别是:匈奴、鲜卑、羯、氐、羌。
十六国分别是:“五凉”(前凉、北凉、西凉、后凉、南凉);“四燕”(前燕、后燕、南燕、北燕);“三秦”(前秦、西秦、后秦);“二赵”(前赵、后赵);北方的夏政权;南方的成汉政权。
魏晋时期北方割据政权互相征伐,致使胡人大量内迁,统治者没能有效地调解民族矛盾。有的乘机掠夺与屠杀,经济受到严重摧毁,影响了中国的社会、经济、民族、文化、政治、军事等发展走向。
从另一方面看,这又为后来的民族间的相互融合奠定了基础。
社会的分化动荡,彼此的征战杀伐,在文学作品方面都有直接反映。如曹魏时期的文学家蔡文姬写的《胡笳十八拍》、《悲愤诗》就是叙述因战乱给人民带来的痛苦,离乡背井,妻离子散。
北朝乐府民歌《木兰诗》,叙述的就是北方少数民族之间战争。木兰代父从军,这是不得已而为之。木兰的壮举可敬,精神可嘉。但从另一面也反映出战争的残酷性,战争带给广大人民的苦难。
经济发展,政治清明,社会稳定,对文学的繁荣当然有直接影响。反之也会带来负面影响。